刘达临：这种奖励制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甚至有人为了家庭的荣誉和经济上的利益谎报守寡年龄，而且“蔚然成风”。最可怕的是贞节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列女传》上说，有个蔡烈妇，和丈夫叶三以打柴为业，家庭贫穷，后来叶三病重，自知不起，便对妻子说：“在我活着时你就改嫁吧，不要再受三年苦了。”蔡听了便梳洗、更衣，同时以刀置袖，前去对丈夫说：“我先嫁人了！”以刀刎颈而死。叶三大惊，也很快死去。这是以身殉夫。明代莱州人李逊之妻苏氏21岁时夫亡，膝下无儿无女，孤身守节69年，丈夫的财产等全部送给夫 侄，一毫不取，贫困终身。这是终身守节。开封有个单三姐，14岁，貌美，邻居恶少要强奸她，她拼命抓住中衣，被恶少一刀杀了。官府在确认她未失身时，才旌表她为烈女。如果死前已被强奸，那就不可能被旌表了，连她的家人也会很不光彩。这就是烈女。这真是宣传的结果。

　　徐兆寿：烈女的故事真是可笑！可悲！可叹！如果人欲真的那么可怕，可恶，为什么还要为人呢？不如为草木也！哎！对了，我倒真想起来了。《红楼梦》宣传的不就是这个理吗？女人是水做的，在结婚后（或者说在发生性行为后）就脏了，而男人是泥做的，天生就脏。所以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竟成了最高理想，成了歌颂的对象。林黛玉在前生还是一棵草，一棵没有性欲的草。

　　刘达临：《红楼梦》不过是一部小说，在明代，为提倡女子的贞烈观，出了一些女教的书。明成祖之妻仁孝文皇后在读《列女传》的时候，写了一些心得体会，编成了一本书，叫《内训》；后又组织力量编成了《古今列女传》一书。万历年间有位叫吕坤的进士，曾在山西做过巡抚，作了《闺范》一书，这是对前面一些女教内容的普及。崇祯年间有个进士叫温璜，写了一本书《温氏家训》，也倍受文人们推崇。《温氏家训》与其它几本书有些不同，它虽然也在宣传闺范、女教、节烈，但和其它同类的书相比，颇有一些新的见解，例如认为守节与否应由寡妇自己决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徐兆寿：我们都说，节烈观是为男人而定的，是男人们喜欢的，那么女人就应该不喜欢，但在宣言女教的书中，女子作者倒占了不少。明朝时却有名言：“女子无才便是德”，实在是矛盾和反动之极。

　　刘达临：这句话应该出现在明末，是一种“愚女政策”。唐代传奇《莺莺传》在元代被王实甫改为《西厢记》，关汉卿又作《续西厢记》，明代的陆采又作《南西厢记》，莺莺和张生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人们认为，莺莺就是因为能诗才和张生相恋并失贞，如果不能诗文，便没有这种可能性了。当时的妓女之中也有不少会诗文的，所以使把女子的才与贞对立起来了。辽朝的王鼎作《焚椒录》，披露了辽道宗时懿德皇后因为能书能诗反而害了自己一事，此书也在明朝流传很广，因此人们认为女子有才便命运多舛，还是无才的好。甚至有人认为女子多才易短寿，也是源于一个故事。明朝有个奇女叶小鸾，10岁能韵语，17岁便死，她所存的诗词，“皆似不食人间烟火”。这个故事在当时影响很大，都感叹：“惟其这样有才，所以不免夭死吧？”女子才气太高，往往为上天不容，所以短寿。短寿既然不好，那就最好不要有才的好。

　　徐兆寿：所以说宣传的力量是很大的，凭几个故事，人们就可以给全部女子盖棺定论。不过说到天才夭折一事，古今中外倒是有不少例子。《东周列国志》上说，秦穆公幼女弄玉，自小聪明无比，善于吹笙，无师自通，才貌双全；后与太华山奇才萧史成婚，萧史也是人间极品，精通史藉，善于吹箫。书中说二人乘龙归去，实则可能二人英年早逝。天才人士与一般人不同，情思和志向也自然与常人有异，所以为世所不容，必定夭亡。西方的拜伦、雪莱、济慈、兰波、卡夫卡，中国当代的海子，都是天才夭亡，令人扼腕叹息。这样的人在人世间是稀有之人，怎么能当成常理呢？

　　刘达临：说到底，还是女教深入民心的原因。在明朝，还有一种风气也是很可怕的，就是“处女贞”。中国古代重视处女贞操、嗜好处女的思想在《周易》中就有表现，如《归妹卦》，到秦汉以后，随着男权思想的逐渐加强，对女子贞节的要求和处女嗜好的心理也进一步被加强。在明代，对女子进行裸体检查成了时俗，检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查明女子是否是处女。官方也有负责这项工作的，叫稳婆。民间则大多委托男方的女性亲属或媒婆去办理。

　　徐兆寿：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问题。处女可以鉴定，处男怎么鉴定呢？所以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也是一个本原问题，即女子天生有处女膜，男子却没有。女子天生有处女膜，是否就意味着女子的贞节观是命定的，是需要强迫的，而男子的贞节观是要靠自己的良心等理性原则去自控？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精神上的差异？

　　刘达临：这是不科学的。十九世纪的英国人玩了一种叫浮拉特的游戏，就是男人和女人在一些发生性行为以不破坏处女膜为原则，所以以处女膜的好坏来鉴定女子的贞操是不科学的。贞节观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时代的产物，男权社会以前没有贞节观，男权社会才使处女膜的地位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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