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人的贞操是与生俱来的吗(2) | |
| 徐兆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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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非常对话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徐兆寿 | |
| 刘达临:从现在来看不能完全否定女性对性的严肃性,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这是需要否定的,因为它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男权思想统治下的产物。它是出自一种男性需要,而不是女性自身的需要,说透了出自一种经济上的需要。 徐兆寿:唐时对女子的性自由好像宽松了很多,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离婚和再嫁的现象较为普遍。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道:“ 从今天发现的敦煌资料来看,当时女子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敦煌的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据文献记载,男女在结婚前还可以试婚,试婚时要签一份协议。在日常生活中,裸俗也颇为流行。 从唐诗和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嫖猖狎妓之风盛行。唐朝的妓女之盛,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影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的文人可以说是最放达、豪迈了,“风流”和“才子”大概也是从那时连在一起的,并与情欲相关了。 为什么那时会有这样一种相对自由的风气? 刘达临:唐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其信心和力量都很充分,又实行对外开放,各方面政策都很宽松,对性及伦理方面也相对自由。其次,唐时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二是开土拓疆,巩固广大的疆土,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生活也比较稳定,享乐思想盛行。三是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结果。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北魏,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另外,敦煌文化更多地来自西域,在和唐文化融合时便带上西域文化的色彩,所以敦煌的性文化显得非常特殊。 徐兆寿: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有三点是应该重视的,甚至说是重要因素。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文化的大融合带来的哲学上的兴起,使隋唐文化表现出开放的大气魄。放任旷达的魏晋遗风正是唐朝雄风的前奏,可以说,没有魏晋时期玄学对汉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改造,没有民族大融合带来的异族情调,没有这种杂合,就不会有盛唐。二是李唐王朝在宗崇道家的时候,并没有像秦汉时那样“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仍然实行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盛传于世,文化的杂交使唐文化散发出奇异的光芒。三是与李唐王朝广阔的胸襟有关。每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在建国初总是要重修伦理,教化民心,这就要实行一些严厉的政策;同时杀戮有功之臣,以此稳定朝野。在这方面,李世民是一个特例。也许这与他的出身和个人修养有关。历代开国皇帝不是农民起义起家,就是仇恨太多。秦始皇自幼生于赵国,童年的不幸是他残暴性格的原因;刘邦出身平民,朱元彰出身市井,早年的低微生活和后来的皇帝生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内心不安,开始诛杀功臣;元朝和清朝的皇帝都是来自异域,民族间的仇恨一直使他们不安,因此实行很多严酷的政策对民众加以压制。只有李世民出身豪门,性格上较为宽容——虽然他也诛杀了兄弟,被迫父亲下台——这些正是他实行开放和宽松政策的个人原因。唐代后世君主皆模仿太宗,这也正是整个唐朝强盛的一个原因。在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史学观和文化观下,个人的原因总是被忽视,实际上个人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的皇帝,其性格、修养和胸怀会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整个王朝的命运。这三个方面从总体上讲,就是“宽容”二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宽容的文化背景,所以才有了对性的宽容。性在很大程度是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伦理。 刘达临: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到了宋明之时,理学对女子的贞节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之道,对女子的贞节观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隔离与疏远,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 徐兆寿:人欲,天所赋予,这本身就是天理,可是程朱理学竟然就能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天理何存?真不知道当时人们怎么会相信他们的道理!这与早期儒家的观念已经离得很远了,甚至说相互对立起来了。至于“男女授受不亲”这样无理的话他们也能想出来。 刘达临:程朱理学的观念在宋时还只是一种观念,到明朝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明朝是奖励贞节最有力的时代。什么没有了,或者说需要什么,社会就会强调什么,奖励什么。明太祖在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还大树牌坊,奖励贞节。 徐兆寿:三十岁到五十岁,是一个妇女性生活最重要的阶段。五十岁以后,妇女基本上就没有性能力了。这的确是“灭人欲”的做法,但真的保存了天理吗?这天理是谁的天理?真是荒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