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亦即作为热恋，作为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热恋，作为性的冲动的最高形式，而第一个出现的性爱形式，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恰好相反，古典方式的、普罗凡斯人的骑士之爱，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而他们的诗人们又加以歌颂的。《Albas》，用德文来说就是破晓歌，成了普罗凡斯爱情诗的精华。它用热烈的笔调描写骑士怎样睡在他的情人——别人的妻子——的床上，门外站着侍卫，一见晨曦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悄悄地溜走，而不被人发觉……”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徐兆寿：这种“骑士之爱”实际上就是通奸行为。对于这种行为，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代，都是人们遣责的对象，为什么恩格斯却说这是“第一个出现在历史上的性爱形式”？

　　刘达临：这是因为，当时人们没有择偶的自由，在包办婚姻、政治婚姻、金钱婚姻的条件下，夫妻之间没有真正的爱情，于是有些人只能以婚外恋（即通奸）为补充。在这个世界上，只要还存在着没有爱情的婚姻，就必然会存在着没有婚姻的爱情，过去如此，现在和将来也是如此；外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徐兆寿：我们得赞同这种通奸吗？

　　刘达临：通奸在现在叫婚外恋，与婚外性行为是不一样的。对婚外恋，我不完全否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双方如果没有感情时还要坚持婚姻就成了一种人性的负担。在不合理的制度下，人是没有力量来打破这种禁锢的，就只好通过其它方式进行情感上和性爱的补充，这就是古人说的通奸。对婚外恋，我一直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在中国，过去和现在始终有人坚持一刀切，就是不允许婚外恋行为的发生，这肯定是不合理的。这次进行婚姻法的修改时，讨论的一个热点就是婚外恋，最后还是持宽容的态度。

　　徐兆寿：在《红与黑》中，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通奸的结果都是死亡。在艺术家那里，我们看来到的更多的是对爱情的赞美，但也看到了悲剧。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伦理问题。是爱情高于一切呢？还是社会的基础——家庭重要呢？是要高歌这种赞歌，还是得为责任而牺牲？我们在每天的报纸中，都可能会发现同一个故事：一个家庭的女主人和附近的一个男人通奸，男主人也发现了，但不愿离婚，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通奸者设计杀死了男主人。事发之后，当记者采访时发现，通奸者之间有爱情，可是没有一篇报道是赞扬这种通奸者的，都是以各种词汇来谩骂或责难。故事的结局自然都是悲剧。我们如何来解读这样一种悲剧呢？

　　刘达临：前者的悲剧是很受人同情的，那是在不合理的制度下的产物，后面的这个则是犯罪了，这种悲剧更值得我们去思考。

　　徐兆寿：这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矛盾。社会常常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个体感受，常常会采取极端的形式来消灭这些人性深处的罂粟花，因为个体的火焰看似渺小，但会延及到社会上。然而，从个体的视角来察看，人的尊严与自由便显得格外珍贵，甚至显出伟大来。个体的反抗与革命正是一个社会前进的信号，没有个体的反抗与革命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通奸，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爱情的代名词，但毕竟常常以悲剧而告终。时至今天，这种悲剧还在常常发生。今天人们在各种报端目击这类事件时，内心中已经有了矛盾和斗争。人们发现，当他们赞成通奸时，无疑践踏了法律、道德、家庭的神圣性和各种责任（特别是家庭中对孩子的责任），当他们反对通奸时，又无疑否定了爱的神圣与自由。自古以来，这就是一个矛盾和悖论。人们的舍弃与选择也是不同的，似乎也不能一概而论。

　　即使是这样，我们还得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于连和他的情人假若成功，社会将付逐怎么的牺牲或者说是改革？他们以后仍然会幸福吗？爱情是不是人生的全部？同样的问题是，安娜如果不死，那部伟大的小说将怎么安排安娜的命运和她情人的命运；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会幸福吗？

　　刘：不能肯定。人是会变的，在热恋时的人和平静时的人也是不一样的。这要依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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