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已经认识到近亲不婚的情况下，少数人的乱伦现象便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埃及第十八王朝的阿美诺菲四世，自称“神秘法老”，其“神秘”性就表现在近亲相交和乱伦。他的第一任妻子居然是他的母亲娣娣，第二任妻子是他的表妹妮弗瑞娣娣，第五任妻子则是他和妮弗瑞娣娣生的女儿。这种王室的血亲乱伦在古埃及较为普遍。南美的印加帝国王室也盛行乱伦婚姻，国王通常和自己的妹妹结婚。

　　徐兆寿：作为法老或国王，全国的女子尽在其控制之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为什么偏偏要实行乱伦呢？难道是他们道德败坏？还是他们不懂近亲结婚的坏处？

　　刘达临：埃及法老王大都是血亲婚姻，和他们企图在政治上增加筹码，巩固自己的权力有很大关系。埃及艳后克丽奥佩脱拉先和自己的弟弟结婚，后来又勾引凯撒，都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印加国王的血亲结婚则是自陷于“意底牢结”中，因为他们自称是“太阳神”的后代，为了维持王室血统的纯度，只能和“太阳神”的另一个子孙——也就是自己的姊妹结婚。血亲杂交之风，在后世还有一些残余影响。例如腓尼基人之间，常有父女、母子结婚的现象，波斯人也有父女结婚的，吉普赛人也有这样的风俗。日本《古事记》中有“上通”、“下通”的字眼，“上通”指母子相通，“下通”指父女相通。发生这种血亲杂交的状况，不是原始人“乱伦”、“不知羞耻”。在那时，人们还没有这方面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没有“近亲交配，其生不繁”的科学知识，而完全是由当时的社会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人们在不会制造工具，也不会用火的时期，总是成群地生活在一起，否则，就无法抵御外来的侵袭。他们过着穴居生活，每个洞穴内住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个血族，这就是原始群。各个原始群之间互不往来，过着孤立的生活，同时也在血族内部实行乱交，生下的孩子归大家所有，并无一定的父母，这就是“不独亲子亲”的来由。

　　徐兆寿：我想，人的群居生活和动物的应该有些不一样。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埃斯潘纳斯在《论动物的社会》中说：“群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看来是由家庭构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于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这段话虽然意味着人类早期过着群居生活，但也同时说明人类在早期就有家庭形式，而且一直在起作用，只不过因为生活条件和社会因素而一直受到群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实际上人类一直对群居杂交有一种精神上的反抗，否则，也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家庭制度。进化是由条件的，也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需要，就不会往这方面发展。

　　刘达临：不过，也有研究与此不同的。20世纪50年代，英国的一个女中学生珍妮·古道尔立志研究黑猩猩，想通过黑猩猩来研究人类，因为黑猩猩是当前世界上最接近于人类的动物。她一个人到非洲的密林深处去，和黑猩猩生活在一起，整整十年，她的研究成就轰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她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黑猩猩在两性关系上彼此没有什么“妒忌的感情”。黑猩猩的这种两性关系状况，为人类原始阶段的血亲杂交提供了佐证。

　　徐兆寿：这还是建立在“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的”、“人是高级动物”、“人的祖先是类人猿”等这样一些假说的基础上。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人的确是进化了的动物。但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来看，而从古代人固有的观念出发，这正好说明人与动物是天然地有着区别，此区别之一就是“妒忌的感情”，即爱情、友情、亲情等。我们似乎进入一种圈套。当我们不从远古的那些带有深刻疑点的考古迹象出发，而从人类一直表现出的对精神的执着态度来看，人与动物天然地就是不同。但现在我们一直是沿着“人类就是动物”这样一个目标向前推进着，几乎所有的学说都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无疑是对人类以往精神的嘲笑。

　　刘达临：无论从什么观念出发，人类还是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即人类与动物不一样，人类是有情感和意识的，人类存在着原始初民到现代人的进化过程，人类的进化使人类的精神特征进一步明晰。“人类是动物进化而来的”的确是一种假说，但这种假说已经被大多数人类学家和思想家所接受和认可，或者说都在寻找着这个假说的根据，都试图证明它的真确性。探索人类和世界的本源，追求真理，本来就是一切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你我实际上都在做着同一件事，归宿点也基本相同。

　　徐兆寿：是的，按我们的初衷，应该是这样。只不过我们所要强调的内容不一样。比如，自从人类打破宗教的创世说以后，很多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及哲学家开始赞同进化论的观点，都认为人类起源于动物界，这就意味着人类在动物时期一直处于杂乱性交状态，虽然后来进化为人，但这种状态仍然保持着，这就是很多人所持的“原始群婚说”观点，而且这种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因为在二十世纪的一些原始部落中还存在这种现象，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过去很多人类群婚的痕迹。

　　似乎是这种观点再无懈可击，但只要仔细地考虑，我们还是发现，这仍然是一种假说。这种假说几乎像一场瘟疫，在几十年之内传染了所有的学科，以至于统治了所有的学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论争就是科学主义和神学（包括神秘主义在内）的论争，实际上我们之间的对话在基础上也尽量地体现这一点，因为人们的疑问更多的仍然来自于这种争论。我自己也常常陷入这种争论之中，有时，我觉得科学主义所奉行的基础是可以相信的，从很多迹象看，它必将是人类发展的主要方向，但是，由于固有的很多疑问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证明，再加上我对人类情怀的本能的捍卫意识，使我又总是不自觉地赞同很多被称为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在这种十几年的矛盾与冲突中，我始终难以找到一种确信无疑的答案。也许这种寻找是徒劳的，但并不是无功的。它的争论本身就很有意义，至少可以说是绝大部分人内心的一种争论。所以，重新在我们的对话中呈现这种论争，是我们和读者共同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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