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演员常香玉(1) | |
| 朱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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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有关品质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作者:朱伟 | |
| “人民演员”这个称号现在已经不时髦,但现在也很难再诞生人民演员了。 我喜欢豫剧,也许就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一种烙印。上世纪70年代我还不到20岁,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我写一部绝不成熟的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子。现在特别留恋的是上世纪70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旁边的后拐棒胡同,走进去没多远还有上世纪30年代胡同里的那种意境。冬天胡同里静静的,听不到风声,只有路灯孤独地站在那 《朝阳沟》的电影已经是“文革”前的记忆。现在想起来,要是没有《朝阳沟》、《年轻的一代》以及描写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的纪录片《军垦战歌》,就不会有几千万人热血沸腾自觉从城市走向农村,轻松解决了城市压力与几千万人的就业。现在回头,会惊讶于那样简单而概念化的情节,当年怎么会给予那样的感动。《朝阳沟》实际就是一个女知青如何认识到做一个新农民之伟大,而农民们又如何把她与在城里的母亲都改造成新人。典型的卑贱者最聪明。但其中女知青下乡“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与她曾想离开山沟时对下乡后一切景象留恋的唱段,现在听起来也还是那样好听。究其原因,大约还是那种单纯质朴中的美好,在质朴与单纯视野中自然生成的浪漫最具感染力。《朝阳沟》当然不是常香玉演唱的那种豫剧风格,当时她参加过演出,演唱的只是配角栓保娘,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没有选用她。在“文革”前,她显然已是一种老豫剧的代表。值得回味的是,豫剧从常香玉的《花木兰》到现代戏《朝阳沟》,在刚里倒是融进了柔。这一柔,突出了演唱的歌唱性。 真正属于常香玉的黄金时代应该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现在能看到她的代表作也就是1956年她34岁时拍成电影的《花木兰》。这《木兰辞》最早变成杂剧的大约是明代才子徐文长,他的《雌木兰替父从军》两折,一折替父出征,另一折从沙场征战到还乡,唱词完全是文人腔。豫剧本从京剧本移植,唱词变得更加直接。在我感觉中,花木兰最能代表常香玉的那种高亢激昂,其魅力在高调长腔中游刃有余的婉转及这婉转后的有力顿音,最典型者就是那个《女子们哪一点不如男儿》的核心唱段。我读戏剧史专家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长编》,豫剧作为“河南梆子”,如究其源流,梆子也就是各地高腔的一种,实际也就是各地的山声野调。也许正因为戏剧从元到明,完成了从文人到大众的普及,使各地民歌时调与秧歌调都上升到了戏曲。文人的孤芳自赏、摇头晃脑于是被一点点地“农村包围城市”。与文人自足于雅声曼绰,一字可拖长至数字,满足极慢节奏中的精工细腔相对应,从江西的弋阳腔开始,所谓花部诸腔其实都从四面八方星火燎原,将文人拗口的戏文变成当地通俗句子,以震天动地的锣鼓,“字多音少,一泄而尽”,慢节奏变成快节奏。剧场中站着的当然也就比坐着的多起来。中国文化中有意思处,恰恰在民间的雄浑与高昂总是一次次替代阴柔、委婉的文人雅致,在民间的雄浑面前,雅致脆弱得总是不堪一击。细想,华夏文明就在这样的替代中香火相承。以这样看,1949年后,豫剧之所以能在北方剧种中超越地域而脱颖而出,常香玉的偶像意味功不可没。先是以个人名义捐献一架战斗机的代表,再是作为花木兰的形象,在当时所谓帝王将相戏剧中,她以一种英姿飒爽的男性化给演唱赋以一种代表“新中国”的耀亮美感。可悲的是当耀亮成为一种标准,《朝阳沟》里的魏云就一定要替代常香玉,等到常香玉再作为主角回来,她已经变成年近花甲者。1980年她录制《拷红》与《断桥》时已经58岁,《拷红》里她委屈于俏皮机警的红娘,《断桥》中委屈于缠绵悱恻的白素贞,现在看来只能令人辛酸。说实在的,像《断桥》这样的戏本身就应该是夜深人静没人打扰前提下自以为是地品尝的昆剧;它就像博物馆里一件精致文物,闪烁在粉墙枝影之中,本来就不是常香玉这样以满腔热烈之气扭捏的。 尽管如此,大家一定还是觉得豫剧好听于昆曲。再细想它的好听,除旋律与节奏之外,最主要的还是演唱因为亲切而使我们感动,这也是民间战胜那些自以为是的骚人墨客的前提。亲切来自乡音——以最质朴与真挚唱她心爱的民歌曲调,任何民间曲调都能激起各种不同的乡音,乡音与乡音碰撞就构成乡音共鸣。“农村之所以包围城市”、高傲得不可一世的精英们之所以不堪一击,就因为孤芳独赏永远无法与这样的共鸣匹敌。这里也就能体会那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真正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