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至1990年，刘达临主持了全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并于1992年出版了书名为《中国当代性文化》的调查报告，这本调查报告被国内外评为“中国的金西报告”、“中国性科学的奠基之作”。一时间刘达临声名雀起，蜚声四海。

　　这次调查的对象是中学生、大学生、城乡已婚者、性罪错分子，涉及15个省市、24个地区。发出问卷21500份，回收20712份，回收率达到96.3％，其中有效问卷为19559份，合格率 为94.4％。在有效问卷中，中学生6092例，占31.1％；大学生3360例，占17.2％；城乡已婚者7971例，占40.8％；性罪错分子2136例，占10.9％。

　　徐兆寿：这种调查，应该说在中国尚属首次，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性”是一个一直回避的问题，我想，您肯定遇到了很多麻烦。

　　刘达临：1988年11月，我在进行中国第一次性调查之前，收到一封北京同行的来信，劝我不要搞大规模的性调查，他指出三大危险，一是政治上的，二是经济上的，三是传统观念上的。

　　我回信说，干得成要试试，干不成也要试试，尽力而为，即使失败了，也会有许多教训提供给后人再干。再说，科学研究必须建立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自然科学要进行实验室研究，社会科学要进行社会调查，否则，泛泛而谈，那不是真正的研究。我国的性科学起步不久，还没有什么量化分析，对许多性问题心中无数，不搞调查是不行的，而且调查样本不能太少，否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美国的金西教授克服了重重困难，用了10年的时间，调查了17000例，发表了著名的“金西报告”，轰动了世界，并且在世界范围奠定了性社会学的基础，至今没人超过他。

　　1989年5月12日，全国“性文明”调查工作会议在上海开幕，标志着这次调查正式开始了。

　　但是，1989年7月，北京方面来信，说原来联系好的几个中学都拒绝接受中学生性调查了，第一个在大学中开性教育课的周铭孝女研究员在10所上海大学进行联系，10次碰壁。有些大学本来答应支持、配合，一看到问卷内容，又缩回去了。在新疆一所大学搞了一半就不准再搞了。成都一位妇女在四川组织性调查，结果被领导批为“不务正业”。在苏州一所监狱进行的性犯罪分子调查也泡汤了。同时，原来答应给予资助的德国一家公司由于政治原因也拒绝资助了。几乎断炊了。

　　祸不单行，我们自办发行的三本书也因为“扫黄”而被退回来了。由我主编的《中华性学辞典》也不能出版了。怎么办呢？我就与妻子商量，把先前买的旧红木家具全部卖掉，以继续事业。妻子不同意。后来我觉得还是得到社会上去寻求支持，还是得取得社会的认可。时任《民主与法制》社社长的丁柯听了我的请求后，毫不犹豫地给了我25000元；上海市计生委科研处和上海大学文学院科研处都给予很大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都帮我宣传、拉攒助，最后他自己补贴了29000元。虽然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大数目，但比起倾家荡产就好多了。调查总算进行完了。

　　徐兆寿：您所遇到的情况实际上暗示了1990年前后中国社会的性观念。

　　中国首次性文化展览

　　1993年底到1994年7月，刘达临在上海、沈阳、无锡、大连公开组织了中国古代性文化展览，受到热烈欢迎；1994年12月到1996年初，又在台湾、柏林、横滨、墨尔本等地展出，取得巨大成功。台湾评价此次展览为“五千年来第一展”，柏林则“掀起了一股中国性文化热”。1995年底，刘达临在上海建成中国第一个性文化博物馆。

　　徐兆寿：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进行这样一个创举的？

　　刘达临：1992年9月举行的“上海性学研讨会”上，我第一次将当时还不丰富的藏品在会议内部作了展示，收到轰动性的效果，中外来宾都赞不绝口，这大大增强了我的信心。1993年10月，在举办上海科技节的时候，我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合作，在上海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公开展览。这次展览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来观看的人很多。我的《中国古代性文化》一书卖得很好，很多人来给我说他们也收藏有性文物，问我要不要；还有一些国外的文化公司联系相关业务。我觉得这个展览真的很有意义。没有一个观众说展览是“黄”或不好，也没有领导部门的批评。这说明中国人的性观念还是有很大进步的。

　　徐兆寿：1995年3月，您到台湾进行展览，收到了轰动效应，台湾人称此为“五千年来第一展”，评价非常之高。后来您就到国外进行展览，效果也非常好。但是，据我所知，您的这个展览一直还是不怎么顺利，主要原因是什么？怎么个不顺利？

　　刘达临：1994年9月，我在上海的青浦县徐泾镇买了一幢一楼，作为我的私人博物馆。我喜欢这地方，它离市区不算太远，有公共汽车可以直达，但就是太远了，很多人不会跑这么远来参观。1998年12月30日，上海市虹口区的文化局局长张家龙和远方广告公司总经理张家龙要我搬到虹口区去。有了政府的支持，我觉得开始走上顺道了，可是，不久张家龙来说，他们新换领导了，性文化展览太冒尖了，不让办。这事泡汤了。

　　后来我跟企业合作，搬到了南京路。在那儿的20个月里，不仅得到了政府部门的肯定，还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但这个地方观众不好找，影响了经济收入，博物馆的收入只能勉强地支付水电费、人员工资和杂费，至于房费和装修费的逐步归还根本无力支付。本来我们想挂一个招牌，既然“性”不能提，就挂个“生殖”文化的牌子，结果还是让背着挂。由于这诸多原因，合作也就只能到此为止。2001年4月26日，这是永难忘记的一天。那一天，我的燕京大学的30多位校友在最后看完展览后，我说：“各位，请等一下。”大家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我招呼胡宏霞：“我们一起向这个博物馆的最后一批观众致谢。”我们站在大家面前，深深地鞠躬，我哭了，小胡也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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