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达临：可能是这样吧。

　　徐兆寿：顺便问一句，今天回想起来，您那时有没有小资倾向，如以人性为主的生活倾向？从您1950年在燕京大学宿舍前照的照片看，那时您长得很帅啊！

　　刘达临：那时花钱是从不考虑的，会花钱，不怎么爱读书，耍聪明。有一种公子少爷的 派头，招摇过市。我也不怎么关心政治。

　　徐兆寿：您的第二次爱情也是在燕京大学开始的？

　　刘达临：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有位女同学岳莹（化名），人家叫她“小孩儿”，我有些喜欢她，可是一直没有表白。1951年1月6日，那是一个在我记忆中定格的日子。那天中午，大雪纷飞，全校同学把我们十几个披红挂彩、光荣参军的同学抬出校门，在一片锣鼓声中送上卡车，要驶往部队。在卡车快要开动时，许多同学都和我握着手。到岳莹的时候，她爬上了卡车，和我握手时塞给我一封信。后来，我激动地打开信，信中是她先表达了一片爱慕之情。当时的部队有一个严格规定：即一个军人必须具备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才可以结婚，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连恋爱也属违反军纪。那时我才18岁，岳莹能等住吗？我便和她断了联系。

　　1953年秋，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又看见了她。她躲在众人背后，正低首不语。夜深了，我们又一次走在曾经一起走过的燕园小径上，心中的感动无言能表。她为我唱了那首著名的苏联歌曲《小路》：“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遥远的地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那忧伤而高尚的爱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1955年，我被授予中尉军衔后，决定向部队打报告，要求批准和她结婚。没想到组织部门调查后坚决不同意，说她的家庭关系复杂，有亲属在香港，不符合军官配偶条件。科长几次找我谈话，要我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否则，我既要被清洗出部队，还会害了她。我欲诉无门，欲哭无泪。

　　我和岳莹商量，她沉默了很久，说：“我们分手吧，我不害你！”泪水夺眶而出。1957年1月，我们分手了。离她第一次给我写那封信算起，整整6年。我像掉了魂一样，老是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徐兆寿：我听得都要流泪了。她是真正地爱着您。与第一次不同，这次才是真正的悲剧。还是政治造成的。您在那个时候有没有恨过政治？

　　刘达临：没有。

　　徐兆寿：是政治大于人性，还是人性大于政治？

　　刘达临：是政治统帅一切。

　　徐兆寿：您肯定做过比较，对两次感情的失败肯定也有不同的判断。按我分析，您的第一个恋人叫人厌恶，因为她心地不纯；您的第二个恋人叫人敬佩，因为她敢于牺牲。那么，您的第三次恋爱就是和您现在的妻子了。

　　刘达临：在和岳莹分手后的第二年，我在上海遇到了一位老同学的妹妹周志玉，她娴雅恬静，我对她产生了爱慕，经老同学介绍，双方家长同意，我和她通了一年的“两地书”后，确定了关系。可是当我向部队打结婚报告后，又是说不可以，因为她的父亲有一个什么关系在海外。我实在受不了了。“让我脱下军装，回地方去吧！”我对科长说。后来，在上级领导的周旋下，我终于拿到了结婚证。但我拿到这张结婚证时，心里充满了悲凉。

　　徐兆寿：这种悲凉是因为对那个年代的政治产生的反感，还是对您命运的感慨？

　　刘达临：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并不高兴。对政治当然有一些反感了。

　　徐兆寿：您相不相信这就是命运？

　　刘达临：不信。命运是存在的。

　　徐兆寿：部队给您介绍过对象吗？

　　刘达临：介绍过，但我都看不上。

　　徐兆寿：从三次恋爱来看，实际上也是您从政治恢复到人性的过程。当那个机关党支部书记给您被批准的结婚报告时半开玩笑地说：“这张纸给了你一个老婆。”不知您怎么看，我觉得他的这句话是一个反证，即那时人们根本不把人的爱情当一回事，人们觉得有个老婆也就是有了个女人一样。这是一种悲剧。

　　刘达临：在几十年的研究中我认识到，人们的爱情、婚姻和性总是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总是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社会。世界上很少有纯而又纯的爱情，说起来是婚姻自由，可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着社会发展和社会观念的影响，反映出个人的追求和价值观念，甚至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例如50年代的姑娘爱找党员、老干部；60年代的姑娘爱找解放军；“文化大革命”时，“红五类”吃得香；“向科学进军”时，知识分子、教授多获青睐；而在商品经济时代有钱人在情场中又往往得意。这一切，都反映出社会的特征、时代的变化。军队关于婚姻的许多规定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特征。我年轻时正遇到那个“政治统率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这种政治扭曲了人性，扼杀了爱情，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但愿这一天一无不返吧！

　　徐兆寿：您在《我的性学之路》中披露您过去的情感生活，也算是隐私吧！您的妻子怎么看？

　　刘达临：她能理解，因为这些事我在结婚前都给她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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