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讳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

　　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

　　依依借别病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

　　欲向天河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

　　国画大师张大千在韩国遨游时，和一个韩国女子春红结下了一段露水姻缘，双方难舍难分。但张大千是有妇之夫啊，怎么办呢？他就在一张和春红合照的照片后面写了上面这两首诗寄给了他的妻子凝素夫人。从后来的情形看，“银河”并没有允许“老奴”藏“小星”。

　　徐兆寿：历史进入20世纪末期时，我们不得不把“通奸”一词改为“婚外恋”，可以说，恩格斯当年对“通奸”者的同情和赞美为“第三者”帮了大忙。民国时期，文人的婚外情是最多的，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等的风流韵事一时还被传为佳话，至于革命英雄蔡锷和小凤仙的婚外恋更是人皆尽知，有口皆碑。似乎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成功者的婚外恋便是正确的，可以宣言的，那些普通的老百姓要是做出这等事来，谁还能饶得了他？“斗、斗、斗”，在那革命高涨的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谁要是跨出婚姻半步，他的脚甚至整个人就再也回不来了。然而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一个叫“第三者”的蒙面人却悄悄地出现了。刚刚稳定的家庭就此不安了。第二天，各大报纸上几个大字赫然惊报：“第三者”插足婚姻。问题终于出来了，而且一时之间，这个蒙面者好像走遍了大江南北，所到之处，鸡犬不宁，妻离夫散。

　　据1985年到1986年上海、天津、南京、郑州、广州等五个城市的调查，凡是“第三者”插足而造成离婚的约占离婚总数30％至40％；而且，凡是有“第三者”插足而造成的离婚案件，就很难调解，夫妻很难破镜重圆。1989年到1990年在全国进行的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中，近8000名25岁至45岁年龄组的城乡夫妻，在婚后有没有过婚外性行为，回答“有”的占被调查人数的5.4%。其实，这只是一个“下限”，据估计，实际情况要几倍于此数。据全国妇联最新抽样调查分析，目前在中国普通公众中，每100个人中就有8人有过婚外性行为，而且这些人多以城市居民为主。

　　此种现象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关注，当时有些什么说法呢？

　　刘达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当时很多报纸都在进行热烈的讨论。株洲讨论5个月之久，结果认为“第三者”是一种公害，破坏他人家庭，必须予以铲除。

　　就在这种过程中，云南昆明一女子寄来了一封信，她是这样说的：“……现在许多人都纷纷谴责‘第三者’，我公开宣称，我就是‘第三者’，而且我是有理的。我可爱的他是一个研究员，他有理想，有抱负，才华横溢；我钦慕他的为人，热爱他所从事的工作，愿尽我的一切力量给他以关怀、帮助。他也爱我，但相见恨晚。他的妻子待他远不如我，对他的工作毫无兴趣，对他的生活从不关心，不给任何照顾，经常和他吵架、顶嘴，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勾搭、鬼混，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鉴于他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工资收入也十分可观，所以，他的妻子才没有和他离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爱了。但是，有人却骂我是‘第三者’我不服。我为什么没有爱的权利？他为什么没有爱的自由？难道一个人结了婚，即使这种婚姻是多么痛苦和不幸，也得一辈子被这种婚姻捆死不成？我和他的相爱，无论是对他的生活、工作乃至社会都有好处，有啥不合理？你能给我解答么？”许多人对这位女子的坦率感到吃惊，同时也感到对她的观点很难予以有力的驳斥、回答。

　　武汉有家晚报就“第三者”的内涵、外延和社会影响开展了讨论，试图能作出是非明确的道德评判，结果是枉费心机。编辑部每天都收到数以百计的参加讨论的信，但是看法千差万别：有人说，婚外情是卑鄙无耻的；有人说，婚外情是勇敢高尚的；有人提出质疑：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婚外情者推上“道德法庭”的审判台，为何婚外情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日趋增多？等等，讨论到最后，也难于统一意见，只好不了了之了。

　　徐兆寿：我插几句。我觉得这里面有两个基础的问题是应该重新考虑的：一是讨论的报纸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千差万别的家庭和感情。人们都说，感情是说不清楚的，婚姻的问题从某一方面就是感情问题，婚外情更是如此。为什么报社收到的意见是千差万别的？百姓百姓，有千百个家庭，就有千百种感情和生活。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被一个大脑洗脑的人生模式，习惯了所有的人都得过同一种生活的思维定式，我们的百姓很少有这样一种冲动：我们的生活应该与别人的不同，我们的幸福肯定与别人的不同，我们应该有与别人不同的地方……相反，我们十几亿人只有一个大脑、一种习惯、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和别人一样？谁越出了我们的范围？有人说，这是“文革”的沿袭，是极“左”思想的遗腹子，实际上，它根本就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造成的。过去是一个孔子在思想，现在是一个领袖在指导，没有第二个人了。

　　不用多说了，我们必须得承认，如果我们不改变这种制约我们整个民族思想的惯性和模式，我们就别谈什么自由、平等与民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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