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可能很多人都说，王近山的离婚是一出悲剧。但我觉得对他的处分才是真正的悲剧。人们都说，当初如果将军能理智些，珍惜在血与火中建立起来的家庭，如果夫人也冷静些，不要把矛盾推向极端，那么这出悲剧就不会发生。很少有人敢于批评那个“组织”。这是集体主义对个人的残酷压制。

　　但是，王近山的悲剧只是共主国建立初期第一次离婚浪潮中的一个特例。这次浪潮大约 从1950年开始，到1957年平息。这次离婚高潮的原因是什么

　　刘达临：主要和政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其特点是，离婚大都由男性提出，女性十分被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仍是根深蒂固，无论和丈夫有没有感情，大都不愿离异。即使被迫无奈甚至糊里糊涂地离了，她们也很少再婚，而固守“从一而终”的古训。

　　它的一种情况是，一批进城的干部纷纷和农村的结发妻子离婚。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丈夫进城后感到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土生土长的原配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男人的门面要靠女人的装点，就与妻子离婚；二是农村来的妻子确实适应不了城市的新生活，继续留在丈夫身边彼此都是一种心理上的沉重负担甚至是折磨，结果只好选择分手；三是因为工作需要而组织上动员离婚，例如有个进城干部被分配做外事工作，在许多外交场合需要夫人作陪，可是他在农村的妻子竟是个小脚妇人，组织上经过反复考虑只能动员他们离婚。

　　徐兆寿：最后这种情况倒是听着让人震惊。为了工作，为了集体利益，可以完全不把个人的命运的利益放在眼里。听起来是冠冕堂皇，但实际上违背情理的。那么其他人的离婚呢？

　　刘达临：更多人的离婚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影响相互交织。由于丈夫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活，和妻子长期分居，夫妻之间的感情自然日益淡薄；何况，有许多妻子本来就毫无感情可言，他们之所以结合，要么是战争特定条件下的产物，要么是父母的包办所致，是童养媳、换亲、指腹为婚等婚姻陋俗的受害者，因此，这类婚姻的破裂在所难免。同时，革命胜利，部队进城，许多城市女青年、女学生对革命干部怀有崇敬、仰慕的心理，甚至有追求的行动，这也是一些干部和原配妻子离婚的外来诱因和添加剂。

　　以上这种现象的大量出现并不能说明认为“离婚非好事”的传统观念已经消除了，而只能说这是一种“革命需要”。一些干部为了革命多年征战，流血牺牲，好不容易进了城，过上了和平生活，理应对他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予以照顾。在那时时代，“革命需要”是压倒一切的，组织上对这一类的离婚一般是予以宽容的。

　　徐兆寿：这使我想起过去那些王朝的开国元勋们，一旦他们大功告成，可以享受荣华富贵的时候，他们就大肆纳妾。当然，原配夫人是不会放弃的。同时我还想到战国时期的百里奚认妻。百里奚之妻杜氏领着儿子流亡到秦国，此时百里奚已经是秦国的相国。杜氏车上望未，不敢相认，只好到百里奚府里洗衣，她因为会琴鼓，便设法在堂上唱歌，歌曰：“百里奚，王羊皮！……今日富贵忘我为？……昔之日，君行而我啼，今之日，君坐而我离。嗟乎！富贵忘我为？”怎么能说这些妻子就没有为共和国立下过功劳呢？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那些居功者可以为了“革命需要”而抛弃妻子，而这些被抛弃的妻子又向谁诉怨呢？

　　刘达临：这的确是那个时代不能回避的矛盾和问题。一方面是传统的道义，一方面是人性的要求。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彻底取缔了一夫多妻制，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是不允许这些功臣纳妾的。怎么办呢？说简单一些，两个人过不到一起，难道还要让他们一起过吗？这恐怕又是不道德的。当然，对于他们的离婚，多数人是持反对态度的。当时还涌现出一个妇女自发组织的“秦香莲”告状团，上京告状。那时，离婚有许多不同的情况，如果依靠组织，组织认可，的确比较宽容；如果违背了组织的决定，那么传统观念和一系列的大帽子足以可以把人压死，“王疯子”王近山中将的悲剧就是这样造成的。

　　徐兆寿：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本来在莫斯科和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相恋，但在刘少奇的安排下，和巴彦孟结了婚。“文化大革命”中，她受尽了苦难，但巴彦孟也和她离了婚。可以说，这是第二次离婚浪潮中的一个例子。

　　刘达临：第二次离婚浪潮是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70年代末形成的，其原因大多是出自政治压力和对政治扭曲了的婚姻现象的改变。很有悲剧色彩的是，仿佛是上次离婚浪潮中的女方报仇似的，这时的离婚大多却出自女方，男方接受，双方都别无选择，是当时的强权政治导致了心灵的扭曲，是一种恋态社会的政治压力下形成的畸形的离婚现象。

　　这里面也有几种情况：在那个极端严酷的年代，一些人突然从革命同志被打成政治异类，他们的妻子“划清界限”的政治压力下，被迫离婚。一些人为了子女的命运和前途，也忍痛把离婚作为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甚至有一些丈夫今着眼泪动员妻子给“组织上”写离婚报告。这是只有在中国十年浩劫中才会发生的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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