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现在中国人对性的要求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对夫妻间的性满足要求也不再成为不道德的事，这些观念恐惧也是从那时的“性革命”中得来的好处。

　　刘：是的，可以说“性革命”加强了夫妻关系的调适，提高了性生活的质量。西方的一些人认为，所谓“性革命”，就是要使人们得到性满足，而这种性满足首先要在婚姻关系的范围内获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封闭式的婚姻为开放式的婚姻所取代，旧的婚姻模式被新 的婚姻模式所取代。

　　徐：什么是新的婚姻模式？

　　刘：旧的婚姻模式是指夫妻双方在一起过日子，生孩子，强调对社会的义务，爱情不一定那么重要，性生活和谐更显得无关紧要。这种婚姻缺乏调适，缺乏弹性，缺乏变化，无条件地强调“天长地久”。而新的婚姻模式则有许多变化，其中一个重要之点是对夫妻性生活寄予很高的期望，人们把性生活看成是夫妻生活、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如果没有性生活，家庭就是空虚的，如果性生活不谐调，夫妻关系就可以不必存在。所以，夫妻双方要掌握性生理知识，相互配合，掌握性技巧，使双方都能获得极大的性满足；只好双方能获得最大的性快乐，一切方式、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在“性革命”过程中，许多人因为重视了夫妻性生活的和谐，从而提高了婚姻生活的质量。

　　徐：从我们中国人的观念来看，欧美人是不是过分地强调了性在家庭生活中的作用？

　　刘：是的，有些夫妻过于强调了性，而忽视了思想感情的交流，从而又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

　　徐：在刚才您说的夫妻间的谐调来看，要取得性生活的和谐，妇女原来的“性角色”恐惧是要改变了。

　　刘：对，由于此前进行的妇女解放运动，使妇女对自己在生活中和夫妻性生活中的角色有了新的认识，“性革命”推动了这一角色的转变。

　　徐：在我们谈女子的贞洁观时谈到，古代人对女子的贞洁的要求出自保证后代的纯洁性需要，自从避孕手段的实施后，使生殖与性分离了出来，但真正从观念上彻底转变的还是从“性革命”开始的吧！

　　刘：人类的性行为有快乐、健康和生殖三大功能，但是长期以来把性作为生殖的唯一功能，近200年来，这种限制被逐渐打破，18世纪初英国的康顿发明了阴茎套，1838年发明阴道隔膜，1877年英国宣布避孕合法，到了20世纪前期，避孕法逐渐推广，50年代又发明了口服避孕药、节育环和结扎术，由此，性和生殖分离了出来，人们对没有后顾之忧了，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追求性的欢乐。这种情况既推动了“性革命”的产生，又使“性革命”进入安全、科学的轨道。两者有密切的联系。不过，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婚前性行为越来越多，首次性行为的年龄构成也越来越低，婚外性行为也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于是性放纵与性泛滥猖獗一时。

　　徐：西方对性的控制主要来自宗教，在“性革命”的时期，宗教是怎么看待这场革命的？

　　刘：1977年，一群天主教的神学家提出了一份在西方教会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声明，他们不顾梵蒂冈在1976年重新对“婚姻外各种性关系“的责难与禁令，竟然大胆地提出了八项主张：一是婚外性行为如果真的“有创意”而且“圆满”，则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二是不应该将离婚者或丧偶者视为“无性的人”；三是同性恋者的稳定友谊比禁欲要来得好；四是结扎术已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节育方法；五是只有会产生严重心理障碍的不良自慰才是有问题；六是只有当事人有畅通的异性恋的发泄渠道而还要去搞兽奸者，才应被视为病态；七是大多数的色情刊物对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仍是“中性的”或“无关道德”的，未必那么危险；八是任何形式的性行为只要是“自在的、让对方满意的、忠实的、有社会责任感的、愉悦的”，就应是符合道德的行为。

　　他们认为，在禁欲主义国家，“贞洁的力量”只是对肉欲的迫害的必然补充，因此，如果一个社会能大胆地而且审慎地采纳一个彻底的性自由制度，那么确信，与桃色事件有关的个人和社会危险将会大量减少，性心理疾病将会消失。

　　徐：这恐怕也只是少数宗教者的声明，因为很明显，这份声明已经走向极端，已经无视性的完全自由将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刘：是的，它地过分追求导致了享乐主义、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主义和感官主义，这对人们的人生观是十分有害的。它实际上就是纵欲主义。

　　徐：前段时间，我看了《海特性学报告》，她虽然是站在妇女的角度来看性，但她似乎是对“性革命”进行批判最多也是最有力的性学家。

　　刘：是的，在西方的性学家中，较早对“性革命”进行批判的是海特。她指出，“性革命”虽然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与此同时，它使男子的兽性、敌意和剥削意识获得了解放。她认为，“性革命”是隐藏在虚伪的激进表象和伪现代意识背后的所谓革命，它是男性中心文化的产物，其中心宗旨仍然是男性的价值，女人的传统角色不但始终没有改变，还使女人失去了在性行为中说“不”的权利，使女人从私有财产就成了更容易得到的公共财产，所以，从这场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是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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