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前面所说的只是观念上的原因，在经济、政治方面也有原因。如前面所说，“性革命”的主要参加者大都是中产阶级，他们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而“性”也想当然地成为消费的对象。有的学者还把美国汽车业的迅猛发展也看成“性革命”的推动者，因为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让那些年轻人逃离道德的包围圈，而进入另一个相对陌生、自由的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至于政治上的原因，很多学者主要把它归于两次世界大战。许多人庆幸战争的灾难已经过去，生命实在太短暂了，还不如及时行乐的好。

　　徐：这让我想起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杰克·凯鲁亚克写的那首著名的诗《嚎叫》，和另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等待戈多》、《在路上》，它们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那时的美国青年是何等地空虚、无聊而又绝望，绝望到了要嚎叫。

　　而这空虚和绝望又使我想起西方一个哲人大叫“人死了”，这是继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对人类价值，准确一些说是人文主义的绝望。他们再也找不到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于是行为主义就成为青年人推崇的重要方式。而行为主义在根本上说，也是无事无补的，因为它无法说明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行为本身似乎也死了。这就是说，这个世界死了。这是多么地可怕！由此我想说的是，既然西方世界的精神已经倒了，他们所奉行的一切都是充满了矛盾与倒退，而我们的青年却还是觉得人家的好，要不顾一切地模仿，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们的很多学者，如果一旦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会对人说：“你看看人家西方是怎么怎么地”，西方成了唯一的准则。我希望“性革命”不要也被我们的社会学家和性学家毫无取舍地推行到中国来。

　　刘：前面我们似乎已经谈过，我觉得中国是不可能爆发“性革命”的，因为我们古老的文化在制约着性。

　　徐：但愿如此。除了前面说的原因外，还有哪些原因？

　　刘：妇女解放运动也是“性革命”的兴奋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阶级的融合――人口从乡间涌向城市，人际空间渐趋紧密，职业妇女地位提升，使得传统的父权制逐渐崩溃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男子上了战场，女子取代他们的工作，使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而取得独立。在这种运动中，有不少妇女产生了争取性自由的勇气，妇女在性方面的开放和主动也成为“性革命”的重要内容。

　　除了这些原因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20世纪性之所以非常开放的重要原因，就是口服药和避孕套的使用。这是科学带来的。科学说，你们大胆地进行性交吧，只要你们不忘记我的发明。人们也这样做了，而且发现它完全实现了另一场革命，那就是生殖与性活动可以分离。

　　徐：既然人们对“性革命”有褒有贬，也就是说它既有合理发展的一面，又有可恶的一面，那么，如何来认识它呢？也就是说它如何在真理与荒谬间徘徊的？

　　刘：前面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点，这也是首要的一点，就是性学家对性的研究打破了传统的对性的神秘感和负罪感，使人类得到了一定的解脱。同时，也使人们开始重视性科学研究和性教育的普及。在这些研究中，除了金西的调查外，尤其要提的是玛斯特斯夫妇的实验，他们的理论可以说奠定了性科学的基础。

　　徐：我们都知道人类性反应的四周期理论是他们提出来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得出了哪些惊人的结论？

　　刘：他们第一次指出，男女性反应极其相似，并不是女性比男性迟钝或相差甚大，并纠正了弗洛伊德提出的女子性反应高潮分为“阴道高潮”和“阴蒂高潮”两个阶段并极力贬低“阴蒂高潮”从而引起很多不良后果的错误说法；他们发现男性阴茎的大小与性快感并无必然关联，发现女性的阴蒂和男性的阴茎并非类同的器官，并发现阴道润滑液的产生是性兴奋时阴道壁的一种“发汗”，而不属于腺体分泌物；他们还发现决定男女生理特征的同一性激素并不是其绝对数量，而是其比值；他们纠正了手淫对人身体有害的错误说法，明确了勃起中枢是在脊髓的末端部位，等等。他们的发现对如何促进性健康，保持和谐的夫妻性生活，以及有效地进行性治疗，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创造了在短时间内可以迅速见效而且总疗效在80％以上的各种性功能障碍的新治疗方法。

　　徐：说到这里，我想起在我刚刚毕业时看过的一本《圣床》，当时被认为是黄色书籍查禁了。

　　刘：玛斯特斯夫妇对阴萎的治疗提出用“双性疗法”，而且这也是目前最好的治疗方法之一。这种方法对多数患者是奏效的，但对一些夫妻不怎么合适，特别是有些男子是未婚的，就不可能用夫妻的方法来治疗，所以他们大胆地使用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女性担任“代配偶”进行治疗。但是这一做法与社会道德发生严重的冲突，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卖淫”，所以这种方法到1970年停止了。1973年，苏格兰医生格雷尼姆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伦敦又实施了。当代著名的美国作家欧文·华莱士的《圣床》就是这样一部记实体的小说，该书曾在1987年《纽约时报》上被列为全美1986年十大畅销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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