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29年10月的一天，冯雪峰去景云里鲁迅家“做工作”了。鲁迅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说“左翼”二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当然，鲁迅之所以爽快地答应，原因也是多种的，一是他早已觉得这场论争是唱“空城计”，是自己人扭打给敌人看笑话。

　　田汉的文章的确没有什么道理。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一家刊物发表不同倾向文章的现象时有所见；而且，这也只能说编者的问题，与鲁迅并无干系，更谈不上是搞“调合”。因此，鲁迅的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了。

　　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的主力，它不是基尔特文学，而是广大勤劳大众的文学，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又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国防的主题应当提供到每个革命作家以及一切汉奸以外的作家的创作实践的日程上。国防文学运动就是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要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实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是必须重视的一个城市。如同在上海的周扬不知道陕北中央的决策一样，在陕北的党中央对周扬、夏衍等人所做出的这一切也无从知晓；他们甚至对上海是否存在着党的组织也心中无数。因此，党中央首先决定派一位中央特派员到上海，一方面开展工作，另一方面整顿党的组织。

　　星转斗移，十几年的历史变化，也使周扬与冯雪峰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十几年前，周扬是受冯雪峰领导，但现在冯雪峰却成为周扬的部下。两人在三十年代产生的没有化解的纠葛，成为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巨大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不但使他们在工作中无法和睦相处，而且伴随着意识形态上的风风雨雨，他们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令人有无可奈何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