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不仅是本港屋村大王，还是货柜码头大王。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占据同业市场约7/10，是同业的绝对霸王。

　　人生字典中没有“满足”一词的李超人，当然不会满足现有占有额。香港经济迅猛发展，国际航运越来越集装箱化，葵涌现有和兴建中的货柜码头越来越难适应形势发展。9号码头的选址及招标渐上议事日程，李嘉诚踌躇满志，志在必得。

　　李嘉诚至少占有地利人和。国际货柜执同业牛耳，业绩骄人，经验丰富，素有葵涌地头蛇之称。论人和，即李嘉诚在方方面面的良好关系，尤其是港府决策机构立法局，9名非官方议员就有6名是李嘉诚私下“幕僚”，他们是长江集团“特邀”的董事，每年可享不菲的酬金。行政局通过的决议，港督通常不会否决(港督亦兼行政局主席)。

　　若论天时，则发生重大变化。1992年7月，英国职业政治家彭定康接替卫奕信出任香港总督。“肥彭”到港不久，视察葵涌码头，正值国际货柜码头公司举行处理2000万个货柜庆贺盛典。有好事者评议道：李氏与其说是庆贺自己，不如说是借盛典之名来取悦港督。

　　好些有意角逐9号码头的财团，看见肥彭与李嘉诚父子晤面时的微笑，如寒天里淋了一身雪水，心想事情黄了。

　　具有地利人和的李超人，现在又占尽天时。

　　不料事情又有变化，“肥彭”对港府大动干戈，撤换了一批议员，使李嘉诚在港府数载经营前功尽弃。彭定康这一招，并非针对李嘉诚来的，“一朝君子，一朝臣”——新官上任，都喜欢提拔新人。彭定康的这一切，都是围绕他的“政改方案”。

　　可这一招，给李嘉诚竞投9号码头抹上一层阴影。先前，与李嘉诚关系甚密的行政局议员，公开发表言论，主张宜将码头公开招标，价高者得。这与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竞投先声，口径惊人地一致。如果这样，无人敢与掌握了百亿现金的超人较个你死我活。

　　与李嘉诚关系最密的议员下台，新一届行政局议员们，不再于7号码头上，做李嘉诚的“御用议员团”。结果，9号码头的招标方式不再是公开招标，而是协议招标——不以价高为中标惟一标准，而是看竞投者的综合条件。

　　综合条件是个软指标，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过，国际货柜码头公司的综合条件甚佳，李嘉诚亦会像昔日中标中环金钟地铁车站上盖发展权那样，拿出“煞食桥”(妙计)。

　　协议招标消息传出，各大财团蠢蠢欲动。李嘉诚自然跃跃欲试。

　　结果，超人败北，港府将9号码头的4个泊位，批给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等财团兴建经营。

　　是彭定康有意与李嘉诚过不去吗?

　　1991年，彭定康任英国保守党主席期间，李嘉诚曾向保守党捐赠一笔大额竞选资金。彭定康即使不投桃报李，也不至于恩将仇报。因此，李嘉诚能在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庆典日，很顺利地邀请彭督亲莅庆典，并视察葵涌。其后不久，彭定康邀请李嘉诚进入“总督商务委员会”，李嘉诚婉谢后，结果让其子李泽钜进入总督商委会，成为最年轻的委员，全港哗然，亦成为臆事者认定超人与彭督关系非同寻常的佐证。

　　然而，舆论普遍认为，港府确确实实有意削弱李嘉诚在货柜码头的垄断地位。

　　按国际通则，一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达5成以上，则可认定处于垄断地位；若在7成以上，则是高度垄断。经济学家及法律专家均认为，垄断不利于产业的发展，亦会令政府管理失控，处于垄断地位的厂商可垄断价格，因无竞争对手或对手太弱而不思改革经营与提高技术。

　　政府对非得实行垄断的行业(供水、供电、供气等)实行专利管理，控制价格，而对其他行业则允许并鼓励自由竞争。香港政府不像其他国家那样制定反垄断法(该法核心是遏制处于垄断地位一方的发展，扶植较弱的一方)，香港政府对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

　　但它在行使有限权利之时，“均衡”是其抉择的因素之一。

　　读者所熟悉的最典型的例子，属卫视与无线之争。港府在制定新条例之时，既不偏袒李嘉诚，也不优惠包玉刚。最后出台的条例，虽未满足双方，照顾了双方的利益——为双方所能接受。

　　国际货柜码头公司垄断香港市场，遭到欲夺9号码头的各财团的抨击。他们的“利己”观点在工商界、舆论界及港府中很有市场，有议员说：“经验与财力不是首选条件，如是这样，当年选择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商，就不该是毫无在中区发展物业实绩的小地产公司长江实业。”

　　港府在选择9号码头发展商时，首先就把李嘉诚排斥在外，另选实力与长江系相当的财团英资怡和与华资新鸿基——这又是一种平衡。

　　一位财经分析家说：“凯瑟克家族洗雪了当年痛失遮打金钟地铁上盖发展权的耻辱，李嘉诚成了纽璧坚第二。不过，两者失利的缘由不同。置地号称中区地王，实际上拥有的地盘物业，不及一成，纽璧坚是大意失荆州。李嘉诚控有货柜码头的7成，算是真正的霸主，超人失利，非本人努力不够，故仍可歌可叹。”

　　9号码头一役的失利，遏制不了长江这艘巨舰的破浪之势。长江集团的盈利大头一直来自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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