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当时地产界的许多人士，认为李嘉诚的作风过于保守。

　　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廖宝珊是“西环地产之王”，他在西环大量购买地盘兴建楼宇，并在中环德辅道西兴建廖创兴银行大厦。廖宝珊发展地产的资金，几乎全部是存户存款，将其掏空殆尽，而引发存户挤提。

　　这次挤提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亡。廖氏是潮商中的成功人士，深得商界新秀李嘉诚的尊敬。从廖宝珊身上，李嘉诚进一步意识到地产与银行业的风险。

　　廖创兴银行挤提事件，并未引起地产银行界人士的足够重视。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这股建房热潮是在银行的积极资助下掀起的，银行不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搏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脱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楼(花)。大客大都是地产商，甚至还有银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炒股的黄牛党。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李嘉诚坚定地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胶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

　　地产部已由开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呈几何级数涌来。

　　1965年1月，本港小银行——明德银号发生挤提宣告破产，究其原因，是“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于汇丰银行而免遭破产。

　　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潮，但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比微乎其微。它只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未动摇其整个根基。

　　那些激进冒险的地产商，或执笠(破产)，或观望。“保守”的李嘉诚却仍在地产低潮中稳步拓展。

　　1966年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一线曙光，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此时，中国内地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波及香港。1967年，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内地红卫兵的过激行动，给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左派”注了一剂强心针，“左派”到市民中煽动反英情绪，并把大字报贴到港督府的大门墙上。英方暴力镇压，触发“左派”掀起“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司徒拔道的一幢独立花园洋房竟贱卖60万港元。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左派”的行动在升级，《明报》的社评综述当时的情况：

　　“(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用定时炸弹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

　　香港传媒透露的全是“不祥”消息。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潮，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那么，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作为资产者，最关注的莫过于“中共会不会以武力收复香港，在香港推行大陆的共产主义制度”。

　　“不可能，中共若想武力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惟一通道，保留香港现状，实际上对中共大有好处。中共并不希望香港局势动乱。”

　　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又一次判断正确。大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工作，中共中央做出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共的决议，虽未涉及“香港式文革”，但香港经济界和知识界，都把那场“五月风暴”视为空前灾难，此乃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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