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家里有一个差不多2米长的紫檀木的黑箱子，里面都是祖宗画像，还有一些古代的字画，因为当年我爷爷非常喜欢收藏这些东西。最后也出于无奈，将这些东西全部都烧了。就连家谱也一样。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有一张慈禧和我们全家大概有十几个人的一张合影，差不多有现在21寸彩电那么大的一张照片，也给烧了，包括玻璃底版。我们家现在的那个镜框，一直镶 的是毛主席的画像。当时我记得我们家连照片带底版，如果在地上摞起来的话，足有一米高。这么多的照片通通烧了，全部给毁掉了。那时候那些底版都是玻璃做的，也都砸了。

　　家里有一张紫檀床，就是一张龙床，就是当年慈禧太后赏给我爷爷的。说起这张床来，那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以后，慈禧西逃的时候的事情了。当年慈禧出逃的时候，我的曾祖父桂祥跟着去了，我爷爷就没让去，但是当时护驾给他们送行，就是那时赏的这张床。

　　当年慈禧西行的时候是坐一辆马车，而赶车的人就是我的曾祖父桂祥。据说当年车走到我们家附近的时候，我爷爷去见驾，慈禧嫌带这张床麻烦，所以就赏给了我爷爷。这张紫檀床是可以自由拆开组合的，上面雕龙画凤，非常气派。但是如果红卫兵闯进来，看到这样一张床就非常麻烦，所以当时我父亲就一件一件的都把它拆开了，扔到我们家的炕洞里，当劈柴烧了。这张紫檀木的龙床烧了几天几夜，把我们家的土炕上一层青砖都烧红了，炕席都烧着了。

　　当时家里还有一些现大洋，大概有一帆布书包那么多。解放以后由于家里生活比较困难，爷爷赋闲在家，所以到了家里吃不起饭的时候就拿几块大洋，到银行里去换钱，当时好像是一块现大洋换一块人民币。就这样维持到“文革”当中，大概还剩两三千块现大洋。这些现大洋的图案有龙的、凤的、袁世凯的等等，品种很多。当时放在一个帆布书包里，深更半夜的时候，我父亲把它放在自行车后架上，和我一起把它推到清河大桥上，扔到了河里。

　　后来听说1971年，清河大桥下面清理过，这些东西也都不知道哪儿去了。单是我们家的这些瓷器，也有上千件之多，成套的瓷器都被埋进了院子里两米多深的大坑里。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期间，我跟弟弟在我们家翻盖房的时候，准备挖个大坑用来淋白灰，正好把当年埋瓷器的大坑给挖出来了。当时也不懂，看一大堆碎瓷，就找了一个民工，用那种盛苹果的筐子，把这些碎瓷整整装了九筐，用一辆130卡车拉到郊区的垃圾场，全都倒了。

　　当时毁了很多东西。很多人都认为我们家在“文革”的时候被红卫兵抄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家是被当时的形势吓得自行“处理”的。红卫兵始终没有进我们家门，这是事实。

　　“文革”后，我和父亲谈到红卫兵为什么没到我们家抄家的话题，我们猜很可能是由于我爷爷群众威望非常高，当地派出所和政府给予了关照。

　　很快，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那时还是不能承认我们家和慈禧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情况是，一些清朝的贵族家庭、商人、地主和资本家作为“黑五类”都受到了冲击。由于我父亲是国家干部，我母亲是工人，所以我们一直不敢提慈禧的事情。这个事情就装作不知道。当时内查外调，有人问我父亲：“老实交代，你和慈禧太后是什么关系？”我父亲也一直说我们家和慈禧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慈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被认为是一个反面典型，所以，在那段特殊的时期，我们不承认自己是慈禧的后人，我们也一直不愿意触及到这点。

　　1992年，我调到颐和园工作。因为我喜欢园林，喜欢清史，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到颐和园的时候，我的很多领导也都不知道我有这层关系。后来因为我收藏颐和园的门票，很多媒体采访我的时候，才了解到了这一点，于是就一再动员我公开这层关系，说历史只是历史。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很多皇家后人纷纷出来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像溥杰、启功、启镶、溥任和润麒等。还有一些跟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人都开始出来做工作，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出来做工作，而我们叶赫那拉家族为什么不能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站出来。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力所能及地为国家做些事情。而真正第一次向社会公布这个家族的关系是在2002年。由于我收藏了颐和园从1924年到现在的门票，和我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的成绩，于是北京电视台找到我，说应该向社会和媒体光明正大地宣布这个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感觉我周围人并没有小瞧我。而是大家认为我拥有这个身份，就是一个历史角色，所以应该站出来。自从2002年把我的家族历史以及传承关系向社会公布以后，各类媒体都开始进行采访。尤其2004年以来，宣传更多。甚至有五六十个国外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也使这层关系大白天下。正是因为这样，也让很多多年没有走动的慈禧的旁支后裔跟我建立了联系，大家也都很愿意出来为国家做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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