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1919年出生，这已经是在民国时期了，而我母亲则是我们家的第一个汉人。尽管此前叶赫那拉家族是世世代代不与汉族通婚的，但当时清朝已经没有了，很多旧习俗也都不实行了，人们的很多观念已经在转变。再加上我姥爷和我爷爷是朋友，哥俩之间的关系直到晚年都特别好，所以承父母之命，我父亲成立了我们这个家族第一代满汉通婚的家庭。

　　结婚以后，我爷爷对我父亲十分器重，后来家族分家，爷爷也一直跟着我们家过。解放 以后，我父亲在中央的交通部工作。后来，根据国务院的一个精神，在中央工作的人员要支援其他省市，他就被派到河北省交通厅工作。

　　我爷爷秉性刚直，但他在民国和解放初期有些传统观念还是十分的强烈，认为叶赫那拉家族上要对得起祖宗，下要对得起后代。当时看到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以后连生了三个女儿，他就气出了一场病，非常不满意，骂我母亲没有本事。后来有个朋友到家来做客，跟我爷爷唠叨：要想要男孩，中国传统必须把女孩取男孩的名字，只有这样就能得男孩。我爷爷虽然不是十分相信，但毕竟他脑子里的观念非常传统，于是给我上面的姐姐取了个名字叫连弟，就是连来一个弟弟的意思。果然老四就到了我这儿，一出生是个男孩。父亲说我爷爷非常高兴，把亲戚朋友都找来，大摆宴席。当时我爷爷说：“我们叶赫那拉家有传人了，我长孙是我们家族最正的一个根。”所以就给我取名叫根正，这就是我当时出生的一个情况。

　　说起来很巧合，我爷爷也有三个姐姐，隆裕是他的二姐。其实我真正的听说这些过去的事情是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也有了一定的记忆能力。清楚地记得当时是北京的夏天，晚上天气很晴朗，天上有一些星星。在我们家的小院子里，我爷爷当时带着我们这些孙子辈的孩子坐在院子的石头桌前，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们围坐在爷爷旁边，缠着爷爷讲故事，我爷爷当时就给我们讲了一些家族的故事，包括宫里的一些逸事。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1年，那是在北京清河陆军学堂的那个院子里。说起我们家在清河的这座宅子，还有一段故事呢。

　　当时我爷爷生在芳嘉园。从保定军校毕业后，他就到宫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御前侍卫。成立清河陆军学堂的时候，就派我爷爷到那里当军事教官。后来我爷爷就从芳嘉园分支出来了。到清河后，爷爷就在那边买了一所院子，这所院子非常大，有一亩多地。但是宅子一建成，就有人红眼了。因为别人不知道我们家的来历，只知道我们是外来户。所以就有人起了坏心。当时很多人拿着枪什么的，就把我家围住了。说必须要拿出钱来，才能在这里居住，如果不拿钱，就滚蛋。我爷爷马上跑到军校，一下子调来了五六百荷枪实弹的军官，将这所宅子围得水泄不通，同时也把乡绅们围住了。这些人一看这阵势，马上傻眼了，赶紧讨饶。就这样，我们家才在清河住下去了。从此人们也知道了我们家的底细。

　　出生伊始，我的身上就似乎印有一种标记：我是慈禧太后的曾孙子。在当时，这是一个耻辱的称谓。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就是刚刚上学，我父母就嘱咐我们在学校里，或者对老师或者对同学，千万不要谈家里的情况。无论是谁问，都要说不清楚。尤其是问到慈禧的情况，就更要一问三不知。其实我们当时对家族的历史并不明白。但是由于受到传说的影响，慈禧对于当代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反面典型，所以父母告诉我们不能说家里和慈禧的关系。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对家族与慈禧的这种关系讳莫如深，同时将所有的疑问都藏在心里。

　　不过，老街坊邻居对我们家的这层关系还是非常清楚的，无论你怎样隐瞒，都不能阻止别人去谈论这件事情。

　　给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小时候跟小伙伴打架。那当时都是八九岁的孩子，有一个家里世代都是老北京的孩子，他当时打不过我，被我打了以后气不过，但是又对我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他就对着周围看热闹的人骂我：“他是慈禧的重孙子。”我听了这话以后，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因为慈禧是当时大家众所周知的坏蛋，一个反面的典型，他说我是慈禧的重孙子，肯定是骂我了。于是我就插着腰骂回去：“你才是慈禧太后的重孙子呢。”吵过一架以后，我心里多少总是有点别扭。

　　后来我长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就更不敢说自己与慈禧的这层关系了，全家人都忌讳这一点。我们家的一些邻居，原来是资本家出身的都被红卫兵抄了家。当时父亲正赶上回家探亲，结果一下子让红卫兵将我父亲堵在了北京。父母躲在家里，看到红卫兵的一些行为，吓得直哆嗦。

　　我爷爷那时已经去世了，所以并没有受到冲击。这时候我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虽然害怕，但是还必须站出来，因为家里剩下的都是弱小了。我母亲当时也非常害怕，但是眼前除了一群还小的孩子，她也一定要承担起来。因为红卫兵随时都有可能冲进来。最后，我母亲带着我们几个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把家里所有清朝时代的东西都埋了进去。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帝王将相的东西全部要烧毁，有些不能烧的就埋起来。当时有一个口号：破四旧、立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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