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案第一次提交失败后，李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其他性学方面比如一夜情的研究，这些时下最热门的话题极易引起年青人的关注和拥护。在互联网上，李的名字经常与“性学专家”联系在一起。

　　随着权益意识的提高，更多同性恋者也日益关注自已的生活质量，能否和他们的同性伴侣稳定而长期的生活在一起被当作这个生活质量的最重要指标。“我们认识二年多了，但现 在只能每周末找个时间聚一下。”一个在北京某会计公司工作的同性恋者这样描述他的爱情生活，然而，令他不安的是，他并不知道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他的结了婚的男友就会离开他回到他自己的异性恋家庭中去，如果那样，他们两个人都将可能面临一生的痛苦。他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能将他和他的同类纳入婚姻保障体系之中，就可能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

　　李重新将她沉寂四年的同性婚姻提案翻了出来，准备在2004年全国两会期间再次提交这份提案。并在提案原来的四个理由中新增同性恋者与计划生育关系的一条理由。将同性婚姻合法化与中国的这项国策联系起来，显示了这位老人对提案能获得政策制定者关注的良苦用心。“从历史和跨文化的研究看，凡是人口增长压力较大的国家，对同性恋一般都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而人口稀少的国家对同性恋则比较严厉。这是因为人口中有这样大的一个人群不生育，将对国家的人口状况产生直接影响。据统计，男女同性恋人口在人群中会占到3-4%，在中国就是3900万-5200万人。由于没有同性婚姻法，这些同性恋者大多数会同异性结婚生育。如果他们可以与同性结为生活伴侣，将有这样大的一个人群不生育，有利于我国的人口控制。”李在提案中分析道。

　　与第一次提案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新的提案还附加了她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技术操作方案。“这次我准备分别委托两个政协委员提交这份提案。一个是我认识的研究经济的老专家，一个是我们所长。”为了增加这次提案能进入两会现场的可能性，李还专为那位老专家写了一份提案的论证材料，她清楚，这份提案能否进入两会代表的视野，接收她提案的这个老人将是第一关。“但是他当时没有答复我是否帮我带去提案，他说要先看看。”经济学家的答复令李此时的心情惴惴不安。“今年不行的话，就只有再等了。”李说。

　　“就在前几天我还接到一个母亲打来的电话，哭诉她24岁的儿子是同性恋。”对比立法的技术要求，这位一直关注同性恋问题的专家更感到传统观念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壁垒要大得多。显然，李这份提案的命运远比西方国家她的同类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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