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与传统教育的矛盾和尴尬

　　与博亚网在清华大学的遭遇不同，在中国的其他高校，同性恋的声音却日益公开。在文化中心城市的北京，这一点尤为明显。

　　2001年12月13日，一场命名为“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的影展在与清华大学引颈相望 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拉开帷幕。虽然距离今天已一年过去，但它的影响仍未停止。

　　经过学校官方机构批准直接冠名为“同性恋电影节”的影展在开放的当代大学校园仍有些令人惊愕，同性恋影像如此集中而直观地出现在中国高等学府，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史无前例。影展的举办者北大影视协会的这个创举吸引了包括新华社、三联生活周刊、中同新闻网等50多家华人媒体。北京的一家生活周刊描述说：“出现在‘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中的同性恋形象弥补了银幕上的不足。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已经被我们看到的形象提醒我们，这个话题才刚刚开始，有更多的东西正在被我们忽视着，或者被错误地理解了。” 这场影展甚至被某些公开发行的媒体视为同性恋在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积极信号。人们有理由对北大的这一“宽容”之举表达他们的赞赏。

　　举办者将“电影节”冠以“首届”，足可见他们对校方的合作态度给予过高期望——可能的话，他们会举办“第二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但是，由于“影响超过学校的预期”，“电影节”在放映完中国大陆导演拍摄的四部地下同性恋影片后被喊停。影视协会会长张江楠后来接受中同新闻网采访时称，尽管影展被当作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和艺术交流活动得到校团委批准，但在这个消息被瞬间放大后，惊动了中国电影检查部门、北京文化部门，甚至张还接到北京市安全部门的盘问。显然来自校外的压力使这个大三学生无法承担。电影节在一片嘘声中落下帷幕。

　　现在看来，一些比个人兴趣更强大的爱好被善意地利用了，北大“首届中国同性恋电影节”在一个冬天划上了华丽而凄凉的句号。

　　那个冬天被更多同性恋者记住。就在北大影展的一个月前，这里刚刚做完一个关于同性恋的专家报告。11月14日，在北大一间普通教室里，一名英国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在这里就同性恋历史、成因、现状等话题与300多名兴趣盎然的大学生平等对话。北京《华夏时报》以《同性恋现身中国高级讲堂》为题在头版做了报道。

　　类似的火爆场面一个月后即12月22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再次出现。“当时我们伦美社正在搞一个‘伦理美学月’活动，同性恋是八个主题其中之一。我们请北京医科大学胡佩诚教授来做讲座。化学楼化二教室被200多人挤满了，这是八个主题活动中反响最热烈的一个。”伦美社现任社长王娟对中同新闻网说。这个刚满二十岁的女孩子承认，以前对同性恋印象不佳，所有被丑化了的同性恋形象来自于大众传媒。“公开地、正面地了解他们，有助于消除偏见。这是理解和尊重的前提。”她说。

　　同性恋在普通公众中讳莫如深到堂皇登上中国高校讲堂，一些正试图走出封闭压抑的影子正在校园里日益明朗和活跃起来。然而，一些看起来宽松和喧闹的背后，是教育当局僵硬而冷漠的面孔。中国高校在这个被传统教育有意遮蔽的同性恋话题面前充满了矛盾和尴尬。

　　教育的终极目标

　　多项针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调查都显示了同样的结果：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代，性观念和性行为多元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同性恋话题已越来越多地从课堂以外的其他渠道进入中国未来社会中坚力量的视野，传统的道德观正在被年青一代颠覆。性健康教材的编制和改革被认为是这个传统国家面临性道德危机的一个补救措施。从今年开始，在中国部分省市中学校推行的性健康教育教材开始涉及性指向问题，但这些全部针对异性恋学生编制的性教材，对同性恋要么语焉不详要么避而不谈。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高校仅有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开设了“性社会学”这门课程讲到同性恋问题。“1990年代初，我申请在北大开设‘性社会学’课程未被批准。教育界的保守和固执显而易见。”曾出版过《同性恋亚文化》的中国社科院李银河博士对中同新闻网说。

　　“中国高校做为一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它与大环境息息相通、相互影响。同性恋学生这个群体庞大，正确认识和引导民众对同性恋的看法，首先应该从教育抓起。学校应该公开地谈，正视它而不是回避它。这将使中国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产生长远影响。”李是中国不多的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李还希望同性恋者自身能对教育者和公众起到影响作用，权益意识被更多提及。2002年2月1日，李在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中就“中国同性恋者的处境”话题指出，中国同性恋者面临主流社会的漠视，

　　正是由于这种有意无意的长期漠视，使同性恋者滋长了一种苟且偷安的心境，躲在阴暗角落，不敢也不愿站出来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合法地位。这是在像清华大学这样的中国最高学府里录制的一档谈话节目。在这个大多数内地观众收看不到的电视台，李呼吁社会，包括教育当局应该抱着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同性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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