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性恋家庭中一般放结婚照的位置上，王庆峰和李顺开端端正正摆放在那里的合影照片，向每一位走进这套房子的客人暗示着这个家庭的特殊。11年前的一个傍晚，改变了这两个男人的一生。

　　无悔的选择

　　1993年3月的一个傍晚，上海医学本科三年级的学生王来到一个被称为“同志基地”的公园，当夜幕低垂游人散去的时候，树影婆娑的公园里便徘徊着像王这样的单身男人。互联网还没有在中国出现的那个年代，类似的公园是中国同性恋者排遣寂寞、寻找同类的地方。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喜欢男孩子，一直是这样，但不知道怎么办。很苦恼。”王的少年时代，同性恋在中国的律法上被按“流氓罪”论处，在公众普遍的教育中，同性恋也是病态和不道德的，那个时候的人们不太愿意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腐化作风”会出现在自己的生活中。王对自己的恐惧令他在青春期患上轻微的忧郁症。“我其实不喜欢医学的，但是医学本科是六年，比一般学科长二年，我就报考了这个专业。这是我唯一想到的可以逃避社会的办法。”今天已成为牙医的王在事业上的选择似乎有无心插柳之意，但他在感情上的收获显然更让他觉得幸运有加。

　　“他斯文而有修养。我看见了他的眼睛，令人心动。” 王对在公园里遇见李的这个夜晚记忆深刻，既使只是夜色里的惊惶一瞥，也让王仿佛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他大我三岁，早我一年毕业，但看上去有些被动。”同样也是医生的李最初接触到王的时候正处于情感的低潮期，在认识王之前，他和一个男同学之间的恋爱以这个男同学迫于社会压力去结婚而告终。同性恋令这个时年25岁的年青人感到迷茫苦闷。“我想找一个能陪我共度一生的人，我知道那种生活在中国是很困难的，但我认为既使这样也比我戴着假面具生活的痛苦要小得多。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我要活出真实的自己。”王对同性之爱的坚定和执著令这个城市的其他同性恋者感到不可思议，在他们的观念中，不管是应对社会压力还是面对传承香火的需要，同性恋者最终是要走进异性婚姻中去的。这个婚姻被他们当作立身于社会的最合理合法的外衣，没有了这层外衣的保护，谁也不敢预测未来之于同性恋可能受到的伤害。出于此种自我保护的本能，大多数同性恋者在夜幕笼罩的公园里度过他们性能力最旺盛的青年时期。显然，正是王李二人区别于他们同类的对生活的选择让他们顺利地走到一起。交往半年后，这两个同性恋者在外面租房开始了同居生活。

　　被最后踢开的道德门槛

　　“原本陌生的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进进出出，因为棱角不一，难免有碰撞和磨擦的时候。就象孔雀开屏之后的转身，当我们相爱的激情消退，生活回归平淡与琐碎之后，我们也会发现对方的很多缺点，甚至为此激怒。但我想我们是在经营一个家，我们必须学会包容与珍惜。平淡之处方显真情。”王和李对家的理解足以让他们坦然面对异已的差别，这便是他们生活继续的基础之处。

　　不可否认，这个在中国民政部门查找不到的新生家庭对于十一年前的中国社会来说，不可思议。长相俊美的王是周围女孩追求的对象，但王对她们的无动于衷让外人对他的行为产生怀疑。“每天面对熟人同事、亲戚朋友，都老大不小了还不结婚，人家觉得怪怪的，也没法跟父母交待，各种风言风语都会有。我们就想到了出国。”共同生活五年后的1998年，李被单位派往美国工作，王便开始办理加拿大移民手续，按照他们的设想，王拿到加拿大的签证后，李正好公派期满，他可以直赴加拿大或是第三国，二人在大洋彼岸团聚。但意外的是，王没能拿到加国的签证，这使他们不得不取消了原计划。现实以不可逃避的压力考验着这对同性伴侣对生活的选择。

　　“在他去美国的一年里，我们每天都有几封电子邮件诉说远隔大洋的思念和牵挂，挣的工资也全花在越洋电话上了。”现实并没有拉开这对伴侣的距离，反而增进了相爱的力量。在美国，李有机会接触到当地同性恋者，他们自信而阳光的生活鼓舞着李对未来的信心。一年后，李回国，两人放弃了出国的念头，他们认为，做为一个同性恋者，光明磊落地做人做事，是可以和异性恋者一样生活幸福的。“我觉得所谓社会压力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给自己的。同性恋者一定要坚强和勇敢。”李这样总结他们的生活经验。

　　来自父母亲人的理解和关爱也使这对同性伴侣的爱情得以避免更凶恶的风险。李的父亲是一德高望重的医生，母亲是位艺术工作者，对儿子的生活，两位老人没有过多干涉，只是以旁观者的态度冷静处之，他们没有反对儿子带回男友。李父深知同性恋在中国社会的尴尬处境，他甚至帮助二人考虑回避这种尴尬的办法：“这种事在中国是见不得人的，你们最好能一起出国。”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两位老人在理解下一代不同于自己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上，显得从容大度。为了减轻在外租房的儿子的经济压力，李父将自己从单位分得的一套住房腾出来给李和王住。这个简陋而温暖的住所庇护了这对同性伴侣八年之久的风雨炎凉。“他们对我们关系的默许是无奈的，因为他们爱着自己的儿女。”已于而立之年的这对同性恋者对老人的包容之心表达着他们的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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