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决定先跟最亲近的长姐道出他是同性恋的真相，然后再由长姐做父母的工作。王、李二人一起面陈姐姐说：“做给别人看的结婚是痛苦的，我们不愿意这样过一生。我们相爱也为此感到幸福。”预见之中的，姐姐不能这么快地接受与她传统教育中完全不一样的爱情。她仍希望弟弟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当李的秘密被小心翼翼地传到他母亲那里时，李听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两人都长着喉 结，怎么可能生儿育女？“他们考虑得最多的还是我的未来。没有孩子，我老了谁来管？他们认为两个男人长期生活在一起是根本不可能的。”显然，王在走进李家的时候遇到了麻烦。

　　王那时父亲已去世，母亲是一个家庭妇女，为了取得家人的理解，就在李向他父母表白的同时，他也给自己的妹妹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不结婚的理由，并称已找到了能共度此生的爱人。在信中，王还列举了同性恋和异性恋勉强结婚酿成悲剧的事实。妹妹看完那封信后痛哭了一场，这可能是一个女孩子平生遇到的最考验智慧和亲情的时候，然而，妹妹的宽容豁达让她同时代的人觉得不可思议。她在马上给王的回信中说：“哥哥，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血管里都流着相同的血。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我都理解你、支持你。你永远是我的哥哥。”作为哥哥结婚的贺礼，妹妹还拿出平时积攒的二百元钱寄给远方的王。“这是我们结婚收到的唯一一份礼物，我们永远珍藏这份浓浓的亲情。”人生匆促，青春老去，这份亲情却永远蕴含在王、李的心中。

　　结婚的日子到了，王去理发店烫了当时最流行的发型，李打上红领带，二人穿上专门置办的西装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结婚照”。同时，他们还在街上买了一张奖状，在奖状的中央空白处用楷书写上“同舟共济、白头偕老”八个大字，以誓永不分离。一张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结婚证”诞生了。最后，两人包了一辆出租车去李插队时的一个湖中小岛。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怜悯，我们创造自己的未来。我们的爱情天地作证，我们将陪伴对方走过今生。”王、李在只有他们二人的小岛上高声朗读着他们写下的誓言。巍巍青山和悠悠碧水见证了这一切。

　　邻居眼里的“好夫妻”

　　尽管李的父母对二人组建的新家没有表示强烈反对，但“无后为大、养儿防老”的观念还是时不时地让他们在二人面前唠叨。用了三年时间，李家最终完全接纳了王。“我们的关系牢固，生活幸福，他们没有理由不放心让我们在一起。”李认为家人的宽容是自己争取来的。

　　来自父母的妥协也使王、李的这个不受中国法律保护的新家得到最大范围的默认。多年来，他们所有的亲戚对二人的关系不再持有异议。有时候如果二人一方未到场，亲戚们会习惯地问询另一方的所在。那种关切像对异性恋夫妻一样。

　　由于二人待人和蔼热情，他们在居住的大院里也倍受尊敬，人们更愿意谈起他们乐于助人。李喜欢种花养草，他们便自掏腰包购买种苗植下，给杂居的大院带来一个清新幽雅的环境。王曾是英语教师，邻居的孩子也会请他去做辅导。更让人称道的是，如果邻里夫妻不和，还会请他俩去做调解，在外人眼里，他们俨然是一对最和睦的“夫妻”。邻居们丝毫没有觉得这对同性恋者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之间的感情，一切归于平淡之后，生活的粗砺和考验也随之而来。王、李早年也曾受到外界诱惑而差点分手。但是事后，二人检讨自己，使他们的爱情有了更深厚的内涵。“共同经历的人生磨难，使我们更懂得珍惜彼此。外界的压力或诱惑终是外因，关键还是自己的心态。”对比他们晚了二十年的分合无常的同性恋者，王、李传授着他们珍贵的人生经验。

　　当年的新闻人物

　　比家庭更大的压力来自外界。“我不和一个女人结婚在单位同事眼里就是一个怪物，而如果一个男人老来找我，岂不更落下话柄？所以，我决定辞职。” 1986年春，主动打破“铁饭碗”在那时还不多见，没有人清楚李为何这么做。

　　一年后，出于同样原因，王辞去了他的中学英语教师职务，成了一名无业者。“只要我们俩人能在一起，什么牺牲都可以付出。人还是应该勇敢一点，只要有双手，在哪种环境都可以生存。”王说。离开人言丛生的单位，两人感到一种被释放的自由。

　　在中国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抛开皇粮对于城市人来说等于剥夺生存的基础，辞去公职的王、李只能自谋前程。当时两人身上的钱加起来不到二十块，生计成了摆在这对同性伴侣眼前最紧迫的问题。“当时没有什么出路可供选择，我们想到了收废品，因为那几乎不需要什么本钱。我们在收到的旧书报中挑出比如教材这样有用的书拿到地摊上卖，没用的就卖给废品收购站。”当过教师的王说。第一天的收入超过六十元，这让二人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仿佛看见新生活的曙光就在前方。

　　有了做生意的经验，两人就专门从垃圾站里淘书，不管刮风下雨，成都大街小巷总能见到两个骑着自行车专跑垃圾站的年轻人。很快，在最繁华的春熙路上他们有了自己的第一个书摊。书摊越摆越大，王、李后来做起了书刊批发生意。由于李的才干，他还被当选为成都书刊批发协会的会长。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数年里，他们主动放弃旧体制下的衣钵自谋生路，这反而促使他们家庭的原始资本快速积累。1996年，他们在成都以各自的名义买了两套房子，搬出大杂院。事业上的成功也使他们在当地远近闻名，当地媒体以《闹市凭添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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