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博弈论中，文明是什么呢？在博弈论中，人是经济人或理性人，然而理性的人往往导致谁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这就是集体行动的悲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集体行动都造成悲剧。

　　这里得出与弗洛伊德及韦伯不同的看法：文明就是对集体行动悲剧的克服。正如休谟认为，人的天生能力不如其他动物，而惟有形成社会并相互依赖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但是， 群体的行动往往导致没有技术解决办法的悲剧。国家及其相应的法律、道德都是为了克服集体行动的悲剧。

　　文明的发展是对集体行动的悲剧不断克服的历史。集体行动的悲剧具有相同的结构，都是囚徒困境的形式，即：自私的人或理性的个体从自身利益出发，造成群体受到损害。这在现实中往往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我们在第7章中举出的例子。同时，在人类的发展中不断产生新的集体性的悲剧，而人类就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动——通过建立法律、形成新的道德意识，从而不断克服这种悲剧的。

　　历史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现象：对社会均衡的打破开始于殉道者。先知看到常人没有看到的东西，他们预测到集体行动的灾难，然而社会没有意识到问题之所在，没有形成克服悲剧的集体的道德意识，当然更没有建立某种克服悲剧的组织形式。社会不能理解先知的呼喊，因而先知因违背众人的意志而被社会所不容，甚至被处以极刑。

　　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清政府软弱无能。固守传统还是学习西方，成了人们论战的主题。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力主维新变法，然而开明并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其权力受到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多方挟制。当袁世凯出卖光绪，慈禧开始对维新派进行大规模搜捕屠杀时，力主变法的谭嗣同没有逃走。他拒绝到日本躲避，而慷慨赴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维新运动被保守的清政府镇压了。维新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清政府原来的体制上的改革，而非彻底的革命，维新运动的失败意味着清政府丧失掉了克服集体行动悲剧的机会，因而导致清政府的腐朽和灭亡。经过辛亥革命以及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强大的共和国终于在维新运动失败的半个世纪之后建立起来。

　　谭嗣同从容就义，鲁迅大声呐喊，都是为了唤醒民众。他们要告诉人们：不要再昏睡下去，要行动起来！否则中国要亡了。他们力图打破由自私而形成的社会的均衡，克服集体行动的悲剧。

　　因此，人是自由的，他不受必然性的支配。当人没有认识到集体行动的悲剧的时候，人可能无法克服这样的悲剧。而一旦人认识到集体面临的悲剧，人的道德感便可能使人超越人的经济理性而走向道德理性，集体面临的悲剧就可能被克服。黑格尔说得好：“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就是人，也正是人才有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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