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外交上的较量何尝不是这样呢？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行为是地地道道的博弈行为，而战争是一种特殊的博弈。为了达到本国的利益，其策略选择要使自己的目的最大化，然而任何国家在决定自己的策略时要充分考虑对方的行为，间谍的目的之一就是弄清对方变动的可能性。因此，信息在博弈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二战结束后，朝鲜沿三八线被划分为南北朝鲜。1951年南北朝鲜发生战争，美国介入。对于美国来说，它预计中国不会介入到朝鲜战争中去。因为，在美国看来，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内战消耗太大，经济百废待兴，不可能卷入战争。并且美国认为，美国武器装备优良，军费充足，即使中国参战，也无力与之抗衡。因此美国得出结论：朝鲜战争因美国的介入很快就会结束，而中国不会介入。当时美国有一家叫德林的咨询公司，在美国未出兵之前，深入地研究了中国的情况、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研究的结论是：如果美国介入到朝鲜战争中去，中国将出兵。他们想将研究报告以500万美元卖给政府，而美国政府未予理睬。最终，美国这个军事大国在朝鲜战场上丢了脸面，损失的财产以几百亿美元计，伤亡数十万人，

　　各国均有派往他国的间谍，间谍的信息可供本国的决策者作出利己的决策。而为了自己在决策中的胜利，反间谍是一国安全的主要内容。因此间谍与反间谍是国与国之间永久的话题。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的间谍战已众所周知，驱逐间谍和交换间谍也是常有的事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的敌对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战略伙伴关系。然而间谍战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那么，他国间谍的存在对自己本国的战略全是坏事情吗？

　　未必。为什么这样说？获取情报是间谍的任务，而足够的情报是战争胜利的保证，因此间谍的存在是胜利的条件。但是一场战争只能有一方胜利，如果了解到对方足够的情况而知道自己肯定会输的话，该国还能打吗？此时战争还能打得起来吗？

　　战争胜败大体上取决于实力、信息、战略与人心。如果其中一方各方面均优于另外一方，并且弱的一方知道的话，理性的弱者是不会参与战争的，此时战争便打不起来。间谍就具有传递这个信息的作用。

　　应当说，双方之间若要进行战争，足够理性的双方应当知道谁会胜利，谁会失败。这是惟一确定的。因此很多情况下，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往往是由于不完全了解局势造成的。如果不考虑战争的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因为这个问题是伦理学的内容，而不是科学的考虑对象，应当看到，有足够理性的双方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

　　一般来说，战争是两败俱伤的，尤其是双方力量对比差不多的时候。战争往往是双方没有足够的信息造成的。当然现实中很难做到信息充分，因而战争也不可能未打之前就能定胜负。弱者可以胜强者，以弱胜强的例子太多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解放战争期间打败无论是军队的装备上还是军队的数量上均居于优势的国民党军队。尽管毛泽东对自己的才能及自己的军队有足够的自信，然而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未必能预知他的军队能这么快就胜利。而蒋介石更不知道他会失败，否则他在谈判桌上不会毫无谈判诚意，不让共产党有生存空间，并且边谈判边开战。

　　从理论上讲，具有足够理性和具有足够知识与信息的人能预知战争的结果。但现实中的人或者因为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或者不具有足够的理性（或算计）的能力，而往往不能做到这一点。战争的结果不能预知，这也是战争的魅力所在。

　　一般来说，获取对方的信息而不让对方知道己方的情况是合理的。然而这不是绝对的。

　　如果一方要将虚假信息传递出去，对方间谍的存在是最好的。另一方面，如果弱小的一方因不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开战，则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强国也不愿意发生战争，它通过媒体表达自己的态度，然而弱小的一方会以为对方是因弱而害怕，更加大了开战的决心。此时，强国最好的办法是将自己的情况让对方的间谍知道。当弱势方知道对方的真实情况时，一场对谁都不利的战争便避免了。

　　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著名的《孙子兵法》中就强调了间谍的作用。在第13篇《用间篇》中讨论了间谍的种类、作用及用法。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情者也。”了解敌情不能求神问鬼，不能类推，不能臆测，只能从知道敌情的人那里获得。孙子提出五间：乡间——利用敌方的本地人做间谍；内间——用地方的官吏做间谍；反间——迫使敌方的间谍为我所用；死间——散布假情报并通过我方的间谍告诉敌方；生间——让我方的间谍回来报告情报。而五间中，孙子认为，关键是反间。

　　孙子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军队的各种事务中，最亲信的是间谍，赏赐最多的是间谍，行动最机密的还是间谍。由此可见，信息在战争博弈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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