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改革往往要面对三种力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忘不了1990年7月，中国经济学家当着高层领导的激烈争论

　　杨林林：吴敬琏老师，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国家好几位著名的大经济学家都被冠以一些非常有特征的别号，比如“董体制”、“厉股份”、“杨承包””等等，您的别号叫“吴市场”啊？（笑）我认为这最有说服力地表明，您在理论上对推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那么对“吴市场”这个美称，您是什么感觉?

　　吴敬琏：不是美称，这对我完全不是美称!

　　杨林林：当时这是贬意的?

　　吴敬琏：当时是很……很厉害的贬意！

　　杨林林：这是哪年的事情?

　　吴敬琏：1990年7月，中央领导召集过一次讨论会，主要是讨论经济形势。当然也要讨论，到底过去这些年的改革有些什么问题。我是第二个发言的。第一位发言的同志呢，说当时有很多很多问题，经济混乱啦、重复建设啦、通货膨胀啦、腐败啦等等，这些我是有同感的。但是他的结论我不同意——他说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呢，就是“市场取向”。

　　杨林林：对对，当时我们还没有明确要搞市场经济，只是谈论，是“计划取向”还是“市场取向”。噢，他把一切问题的症结都归罪于“市场取向”了?

　　吴敬琏：对。他说应该是“计划取向”，怎么搞起市场取向了?所有这些东西，包括重复建设啦，通货膨胀了，都是因为市场取向。我是第二个发言的。

　　杨林林：根据安排好的顺序?

　　吴敬琏：没有没有。

　　杨林林：当时您感到应该讲话了?

　　吴敬琏：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了。

　　杨林林：哦。什么时候?

　　吴敬琏：1989年的11月。那次，我们在一个座谈会上的交锋内容和这次一样。（杨：嗯。）那时候有一位政治家、理论家吧，他说中央委托他总结“七十天”的经验，（杨：也就是动乱那70天？）嗯。各部门都有人参加，我们经济组的组长是孙尚清同志，我也是一个参加者。我们组有一位同志发言，就是这位!他发言和1990年这次是一样的，都是说改革出了方向性错误，应该是计划取向但是搞了市场取向，所以出了问题。

　　杨林林：那么您发言跟他观点相反?

　　吴敬琏：哎，我说啊，你说的那些现象倒是都有，但原因是改革不够坚决、彻底。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妥当的。应该明确，就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肯定的。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我们发展研究中心的马宾同志早就跟中央提出过这个意见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应，“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对应，怎么又来了个“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呢?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为什么只能说“市场调节”呢?

　　杨林林：对您这个说法，在场的其他人是什么反应?

　　吴敬琏：有一位就出来说，中央从来就没有讲过市场经济!——那是专门写文件的一位。我说怎么没有讲过呢?邓小平同志接见戒严部队的讲话里就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他说，没有，文件没有。我说录音大家都听过了。

　　杨林林：对呀，那个录音我们也听过。

　　吴敬琏：他说那不行，要以最后的文件为准。结果大家就争论起来了。

　　杨林林：噢，当着我们国家最高层领导的面，你们就争论起来了?

　　吴敬琏：争得很厉害呀！

　　杨林林：当时还有谁赞成您的观点?

　　吴敬琏：当时主张“市场经济”的有3个人。薛暮桥、刘国光和我。薛暮桥同志当时还很激动。

　　杨林林：激动成什么样子了?

　　吴敬琏：激动得话也说不清楚了。当然他那时候岁数已经很大了。他后来专门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就说他当时没有说清楚。（杨：激动得话也没能说清楚?啊呀，可想而知。）

　　1990年7月3号那次讨论会这件事，薛暮桥同志在他的回忆录里也写到了。

　　杨林林：那么这次讨论会，最后是怎么收场的呢?

　　吴敬琏：收场么？那就是各说各的了。

　　杨林林：这实在是非常精采的一幕，完全是可以载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的史册。你们当时那样激烈的争论，不知其他在场的同志怎么样呢?

　　吴敬琏：就是两派意见呐。

　　杨林林：两派意见的人数比例?

　　吴敬琏：主张市场经济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3个人。

　　杨林林：另一派意见的人数?（吴：他们人数就多了……将近10个人吧。）噢……

　　吴敬琏：这个座谈会之后几天，我的一个老朋友给我打电话，就是国家计委国家信息中心的总经济师乌家培，他说，听说最近有领导同志在你的一个报告上批了一句话：“市场就那么灵吗?”关于这件事，后来我去问过马洪同志，他也不知道这个批语的事情。接着乌家培就说，我们这边有一种说法——北京经济学界有三个代表人物，叫做“有计划”、“吴市场”、“杨承包”。那个时候这样说的意思显然是说我的观点跟中央意见不一致了。因为当时中央文件上的提法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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