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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谢(1)

[美]李露华

连载：当中国称霸海上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美]李露华

　　1988年9月，当我第一次着手这个写作计划时，我曾经到剑桥大学，在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 Research Institute)访问了《中国之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一套书的作者——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开始谈话后不久，他突然间转换了话题：

　　“从我20年前开始写有关中国的航海活动以来，发生了很多事，何不在这里多留几天，

仔细浏览我持续在这个主题上所搜集的书信与档案？”

　　我留了下来。李约瑟博士以学术界中难得的慷慨大度与开放之风，将我的研究能够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否则这个计划的成果会不一样的。

　　在剑桥的这些日子里，我也很幸运地能够遇见黄兴宗博士（他是李约瑟博士那套书的合纂者，现在是李约瑟研究所的副所长），我在马来西亚野外实际调查的时候，他曾经给予相当大的协助。我与他的兄弟Peter H．H．Huang，还有John N．Miksic、周振忠、廖裕芳以及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吴振强之间的谈话，对于我了解马六甲的海洋史有极大的帮助。我感谢蔡胜基与他的家人，让我在马六甲那段美好时光中，能透过他们的观点去了解华人社会。我也要感谢陈淑莲（音译），对三宝垄提供她具有洞察力的观点。与香港大学王赓武博士数次长而有趣的访谈中，我对于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理解，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东非沿海地区调查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 culture)时，我非常感激英国海岸考古学家James Kirkman以及肯尼亚共和国夸莱(Kwale)的James de Vere Allen，这两位学者已在近年过世，实为史瓦希里研究的极大损失。至于在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 Institute of East Africa)曾经提供很多学者多方面帮助的John Sutton，我要感谢他提供无法计量的帮助以及友谊。同时我在他们进行挖掘的特(Pate)岛遗址那段充满惊奇的日子中，我要感谢曾经在耶稣堡博物馆(Fort Jesus Museum)服务的Richard Wilding以及圣劳伦斯大学(St．Lawrence University)的Howard Brown，还有在牛津的Mark Horton。关于瓦尚嘎族(Washanga)的考察，若没Ahmed Sheikh Nabany的协助，绝对不可能完成。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共同研究，证实这些民族与中国的关联性。

　　1990年春天及初夏，我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srity)—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在中国正值紧张时刻，许多文化交流的计划都被取消。这个计划可以逃过一劫，主要归功于那时负责人William Speidel与Richard Gaulton的努力，我也要对他们两人所给予我个人以及这个范围广泛的计划全力支持表示感激。

　　在南京，我要特别感谢市立博物馆的考古学家罗宗真、王引以及郑和研究会的孔令仁。这个研究会已成为全中国郑和研究的中心，我的研究也引用他们出版的论文。在我停留在南京期间，郑和养子(侄子)的19世及20世孙郑自强、郑勉之及郑自海，感谢他们与我分享家谱资料，并且给我热情的接待与鼓励。谨以此书献给他们以及在南京和昆明所有的郑和子孙，希望他们祖先的成就能够让西方人更为熟悉。

　　我要感谢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周绍泉、王毓铨、商传有关明代史的长时间交谈。我也转译并引述了商传新近对于官方正史首次综合整理的大作中关于永乐皇帝的部分。我也要感谢杨伯达、徐乃湘、单国强及于倬云在紫禁城的协助，魏雨青在十三陵的帮忙，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孔祥星、李泽奉及刘如仲于当时极为艰困的情势下给予我的热忱接待。

　　我也衷心地感谢在泉州时，海交史博物馆馆长李国清于了解福建帆船及其建造过程上的协助，并感谢其夫人为我翻译。这个博物馆所收藏在泉州港发掘出来的元代帆船，是一个难得的发现。我也感谢白奇村的郭翔鹏，福建省伊斯兰教协会的阿卜杜拉·黄秋润，厦门大学的韩振华，福建师范学院的徐恭生。在我旅居中国时，我与毛凯琳（Karin Malmstrom)在一起考察。她的魅力、幽默以及精通的北京话，使我在她的引导下总是能够找到所要找的人，她的耐心对于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停留数周。在此要向张彬村所提供对海外散居华人的深入观察致上我的谢意；我也要感谢提供蒙古资料的张骏逸以及周功鑫，感谢他协助取得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所有相关的图版。我也衷心感谢任教于台湾沿海北港镇的英文老师Pal Bjerkmann,以及其博学的友人林永村、王桂阳、蔡维斌。

　　此书大部分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研究与撰写。由于在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拥有研究上的便利，能够获得大部分的明代刻本与我需要的其他资料。图书馆在所有的部门收藏资料的广度与深度，令我赞叹不已；能在那里研究，深深地感到受到特惠。这要感谢Bruce Martin与Victoria Hill的支持。在整个数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受惠于亚洲部门的Robert Dunn、David Hsu与Wang Chi，承蒙他们耐心的协助及鼓励，受益良多。我也要感谢西藏专家Susan Meinheit，阿拉伯部门的George D．Selim及Christopher Murphy，日本部门的Yoshiko Yoshimura，以及James Armstrong与Ellis Gene Smit两位图书馆馆员，他们在非洲及印度尼西亚的资料上，给予相当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