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登上皇位之后，日本是所有前来朝拜的国家中最早的一个。第三代幕府大将军足利义满，是个极度爱好中国文化的人，并且渴望与中国展开商业上的关系。

　　日本使臣在成祖面前行礼时，说他从幕府大将军那里带来了一封国书，在国书上，足利义满自称自己是“尔臣日本国王”。在他之后的幕府大将军，对于这种屈辱称谓的记忆，感到无比的愤懑。对于日本既快速又谄媚地承认他登上天朝的宝座，朱棣感到相当欣悦，立刻 重开宁波、泉州、广州的市舶司，并派遣一名官员至日本，提出一个商业协议。依据该协议，日本的贸易代表团，只要提交特殊的官方凭证，就可以在宁波贸易。这一协议规定：自日本前来的两艘贸易船，仅能搭载200人，不得携带武器，每十年贸易一次。然而，显然由于朱棣的默许，日本人并未理会协议结尾部分“十年一贡”的限制，贸易使节团从永乐元年（1403）起，直至永乐八年幕府大将军去世为止，频频地到访。

　　从他即位的一开始起，朱棣显然仅是在口头上服膺他父亲的外交方针，从而为中国制定了一个不同方向的蓝图。明朝的开国者朱元璋由于受到帝国境内、境外敌人的烦扰，他认为无限制的私人贸易，是先天性不安定与危险的所在。他认定朝贡贸易的惟一好处是在控制邻国。朱元璋对于派遣军队到帝国以外相当谨慎，除非是受到公然挑衅，他在《祖训录》上写道：“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当然，朱棣一样不理会这一劝阻，永乐五年（1407），以复辟正统的国王登上王位为借口，明军入侵了安南（北越）。这场战争，让朝廷的军队陷入了对抗安南游击队的泥沼之中，拖了21年之久，这也预示了500多年后美国本身卷入越南这里的下场。

　　永乐皇帝认为《祖训录》只是他制定本身外交政策的一个指南，并非书于金石之上的铁律。由于是非正式的，朱棣认为其父亲的训示是可以忽略的，而转变中的情势才是政策的依据。朱棣是皇子，所学皆为方便日后统治天下，年轻而有自信，不似他父亲，出身为一贫困的军士，不时以外国人及外来势力为虑。而且，自其夺得皇位开始，他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可谓空前，不曾有人扮演过类似的角色。宝船船只的远航，仅是永乐皇帝在位24年期间所派遣的将近50个特使团当中的一个而已。这些特使团都是将中国的影响力和霸权扩大到世界的“四隅”这个宏伟的计划的一环。

　　居于中国边境的蒙古人，亦使朱棣感到烦心，约在他派遣郑和开赴南洋的同时，朱棣也曾采取行动，试图稳定与蒙古的关系。基于种种原因，朱棣亦将触角伸向西藏地区、朝鲜，以改善彼此的关系。为了前述的使命，朱棣屡屡选用类似郑和这样的宦官，他们通常在少年时既已净身，大半来自边疆地带，通晓外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这些使节的出使，是与宝船的远航同时并进，都包含于一个让人迷惑的总体外交之中，连当时的明朝宫廷都可能感到困惑，而它的回响则延续了好几个世纪。

　　在与北京外围接壤地带的兀良哈蒙古建立友好的关系上，朱棣是有一些麻烦。兀良哈的骑兵，曾在内战中与朱棣一起战斗，而基本上也是靠着他们才得以取得胜利。因此成祖以撤回今日长城以北的中国驻军，将内蒙古的大部分交付给兀良哈看管，作为报酬。同样地，朱棣亦借由授予女真有力的部酋军事头衔（译按：如指挥使等），很快地与满洲的女真建立了稳定关系。事实上，这些迷人的荣衔，也意味着这些部酋在一定程度上臣属于中国的控制。在永乐四年（1406），帝国边境开设了马市，不少中国的垦拓者移往满洲的南部（辽东）。在马市上，中国人以丝绸及纺织品交换他们急需的健壮蒙古马以及皮毛、飞鹰、人参。然而，居住在满洲北部的所谓野人女真（系部落牧民），及其他西伯利亚民族，则规避中国的影响。这些地方令朱棣感到忧心。

　　永乐九年，成祖派遣一名生于满洲南部名叫亦失哈的宦官，试图与奴儿干（Nurkal，位于满洲北边偏远之地)的女真部酋进行交涉。亦失哈就像郑和一样，他是在小规模的战事中被中国人所俘虏，再加以净身后，在宫中接受训练。他率领25艘船和1000人，由吉林出发（译按：顺着松花江、黑龙江而下）。亦失哈在奴儿干成功地说服了当地的首领派遣一个178人的贡使团，向朱棣进贡。成祖在欣喜之余，赐予酋长头衔以及宝钞，并给予他们贸易的特权。亦失哈随后又在永乐十一年、宣德七年（1432），两度被派往满洲的北部。为了对慈悲的女神观音菩萨表示敬意，他在黑龙江地区的永宁建了一座佛寺，立了一块用三种文字表记的石碑以纪念其成功地“抚绥”女真人。然而，这座佛寺在建成后不久即损坏，虽然经过亦失哈重修，佛教或中国文化对这些北方民族的影响有多深，颇令人怀疑。中国人与女真人的关系，在亦失哈最后一次出使之后，逐渐转坏；在1440年代，位于外蒙古的西蒙古部族瓦刺攻击中国时，女真人甚至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帖木儿部、瓦剌部、东蒙古部族以及在中国西部边境上的所有蒙古人，让朱棣在位时期如坐针毡。朱棣外交上频频的出击，非但没有消除反而激起他们的敌意。虽然蒙古人急需中国的物品，特别是中国的药物，但他们无法长期忍受中国沉闷的外交礼仪或自贬身价屈辱地承认中华帝国的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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