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里有让他的职员一直猜测的习惯。助手在描述和他随心所欲的闲谈时说，在闲谈中他经常沉迷于进行魔鬼式的辩护，来暗示他可能或不可能在一个重要问题上转变他的立场。这位以前耶鲁政治联合会的主席和公诉人不仅在辩论术上技高一筹，他还善于把他的职员们都拉进他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中去。“那真的让人非常沮丧，”克里的顾问乔纳森·温纳回忆说，“即使他的职员都希望克里直接表达他的观点，可他依然我行我素。没有人要告诉他应该怎么做。”

　　1992年的春天，没有人说服约翰·克里去重新考虑他所提出的对于平权措施的抨击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在雇用和教育方面提供优先权，以此作为对过去各种歧视的矫正措施。“那并不是我们的意见。”温纳说这是克里的意思。“难道有人认为有职员会鼓励他去抨击平权措施吗？”

　　那时正是新民主时代。民主党内中立派议员正质疑导致了1984年沃尔特·蒙代尔和1988年迈克尔·杜卡齐斯彻底失败的旧式自由主义。民主党内部的立法者和思想家，如民主领袖委员会，纷纷针对自由主义提出尖锐的问题：自由主义倡导不容置疑的主张，比如社会福利和平权措施计划，是不是正在分裂着国家并且伤害着那些他们本来打算要给予帮助的人呢？

　　执政党民主党给美国城市开出了强硬的处方，试图以此打击犯罪猖獗和强效可卡因毒品的流行。新泽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申明说：“沉默或者曲解造成了种族问题和美国的城市问题……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下一代人也迷失了自己……现在是坦白面对的时候了。”而比尔·克林顿，这位在1992年大选民主党总统提名中崭露头角的领跑者也宣布，美国必须“提供更多的良机”，但同时也必须“坚持承担更多的责任”。

　　在位于国会山的办公室里，克里开始在一个法律簿上潦草地记下他自己的想法。他几个月以来酝酿的思想将形成一篇名为“种族、政治以及城市化议程”的长达五十分钟的演讲。在演讲中，克里认为平权措施是一个“自身具有不可解决的局限性并且会造成分裂的计划”。

　　该演讲的后果则是一场政治风暴。

　　现在来看，危险的信号是很明显的：约翰·克里，温斯罗普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圣保罗学校和耶鲁大学的学子，激烈抨击这样一个计划——且不论这个计划有什么缺点——它就是为了让局外人参与进去而特意设计的。克林顿，阿肯色州的白人，一个酒鬼的继子，选择了另外一个让中产阶级大失所望的议案。他把他呼吁改革原来让一代代的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们陷入贫穷之中的福利计划上。“我们应该坚持让人们从受福利的名单中消失并且出现在工作的名单上。”那一年克林顿对他的选民们这样说。

　　另外一个问题是1992年3月30日克里的演讲带来的。在短短几个月中，克林顿在耶西·杰克逊牧师彩虹联盟大会上进行了自己这一竞选年最著名的演说之一，克林顿谴责在座的修女苏珈(Souljah)肯定洛杉矶暴民行为是对白人压迫的正当报复。克里则来到耶鲁大学庄严的大厅中，面对着100个常春藤联盟的学生进行演讲。

　　还有一点，克林顿从不必像马萨诸塞州自由党政治联盟这样令人敬畏地愤怒。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克里开始了他的演讲，“我想让你们深思今天美国现实中令人担忧的局面：一个充满暴力、充斥着毒品、犯罪泛滥的现实；一个文明社会生活制度已经崩溃的现实；一个家庭分裂的现实；一个盗贼猖獗、人们担忧的现实；学校已经不再是高枕无忧的象牙塔，居民社区时时充满戒备。”

　　“我想让你们深思这样一个现实：多达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新生婴儿生下来就只有单亲妈妈抚养；年轻人在暴力事件及自杀事件中的死亡率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的死亡率还高；只有三分之一的孩子能完成高中学业，即使那样，他们也只能勉强识字；艾滋病的蔓延以及孩子的无家可归已经成了社会越来越严重的毒瘤；相当多的家庭几乎一直依靠福利政策生活；相当多的学生不再带午餐盒去学校，取而代之的是枪支……”

　　那将会是很简单的，克里对耶鲁政治联合会的成员们说，他在校时曾经主持这个辩论协会，“把所有的这些都归罪于种族主义，并且毫无疑问的是白人种族主义一直存在于我们社会中，而且是丑陋的，阴险的……但是让我们进退两难的问题和原因远远要比种族主义更深奥、更复杂。它们植根于历史上各种公民权利运动的多变本质中，植根于种族关系动荡的历史以及深深的种族偏见。”

　　在这里，克里开始滑到一个危险的政治区域中。克林顿和其他人是把种族问题从犯罪和贫穷的因素中排除——他们指出对每个人，不论其种族如何，在义务和责任上都应该坚持相同的标准。与此相反的是，克里却在谈论城市犯罪问题和为少数民族学生提供就业帮助时牵扯到了种族问题。

　　事后，他解释说，他当时努力证明的一点就是国家正在集中进行的平权措施计划不是解决种族问题的万能药，却恰恰让少数民族备受折磨；并且还提出应该采取传统价值观来补充该平权计划。但当时克里的听众们可并没有听到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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