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厄尔市拒绝了克里，但他并没有立即离开这里。就在选举前，朱莉娅卖掉了他们七个月前在伍斯特买下的房子，赚了4500美元，然后以她自己的名义花了51 000美元买下了贝尔维迪尔区好莱坞大街的一处豪宅，该地区是洛厄尔最显赫的富人区。

　　可是此时，克里，这个外来的初涉政界的年轻人却欠下了一笔竞选债务，还没有工作。他在他选择的政治天地中被击败了，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说他此时一 蹶不振了。克里的弟弟卡梅伦说这段时间是他“十年放逐”的开端。

　　“他灰心沮丧，失利后似乎毫无目标。”《洛厄尔太阳报》记者弗兰克·菲利普说，他曾全程报道过竞选，后来还在克里的新居拜访了他。菲利普记得克里告诉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遥控的直升机模型。

　　而且，据菲利普所说，克里仍对“洛厄尔水门事件”的阴谋和谣言耿耿于怀。随着华盛顿水门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尼克松和白宫的政治破坏阴谋也逐渐显露。“水门事件几乎波及全国，到处都能挖出肮脏的圈套。”

　　在洛厄尔，菲利普也追踪着华盛顿来的官员，跟踪调查本地饭店的入住登记和电话记录，试图找出共和党人的活动计划——包括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他在竞选末期来到此地帮助保尔·克罗宁——这次国会选举共和党的候选人，最终击败了克里。

　　“不仅仅是竞选失利的问题，”菲利普说，“并不是战争或是阴谋让约翰·克里失利，而是等级问题——等级和憎恶。他让本地人民有一种气愤感，一个外来人来到这里在民主党预选中击败了保尔·希伊。”后者是洛厄尔获预选提名的民主党人。

　　克里表示，说他一蹶不振颇有点言过其实。“我很失望，我的意思是这（失利）让我很难过。”他回忆道，“我并没有一蹶不振，我还要继续考虑下一步要怎样做。但我记得我当时感觉无能为力……似乎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围绕着我，我却无力回击或控制。”在1974年的采访中，克里坦率地说他当时由于失利而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感：“那次失败确实让我很悲观……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原本以为很不错的能力，就像在越南一样。”

　　就在克里默默忍受失利痛苦的时候，他在白宫的老敌人也都一个个倒下去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共和党人在1972年6月潜入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安装窃听器这一事件也许部分是因为民主党与反战运动联系紧密，而反战运动无疑会影响共和党政府对越南的政策。

　　水门事件对1972年的大选没有多大影响，直到1973年，民众才知道水门事件的内幕，就在这一年4月，总统的两个高级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和H.R.霍尔德曼引咎辞职；随后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也因为另外一件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丑闻而辞职。

　　就在同一年，克里用了几个月时间外出为国际救援组织（CARE Inc）募捐筹款。国会仍然对他有莫大吸引力，克里再次考虑在下一年的众议员改选中挑战克罗宁。

　　1973年夏末，克里甚至委托了一个民意测验来探测竞选事态走向。但是松加斯——洛厄尔出来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专员，也决定参加竞选并来到克里家里了解克里的想法。就在两人会面不久以后，克里决定放弃1974年竞选并把他为竞选所准备的“完全政治计划”交给了松加斯。松加斯借着水门事件后民主党人大受欢迎的东风击败了克罗宁，赢得了第五选区的国会席位。

　　此时，克里正为适合自己政治雄心的事业而准备——他准备去上法学院。“我知道我不想在十年或十五年后慨叹‘岁月蹉跎而去了，我还没有一门职业。’”克里说，“所以我决定去法学院。”他还说他“想学习辩护的技巧和法律知识，通晓法律，从公民政治的角度知道整个立法过程”。

　　就在他国会竞选失利后的八个月，克里的生活揭开了新的篇章。9月5日，朱莉娅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拉。几天之后，克里就进入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习，该校位于波士顿郊区富裕的牛顿城，以培养出众多政治领袖而闻名。就在克里在课堂上忍受长达数小时的高强度学习时，朱莉娅也在家中忍受着由于本地居民对于克里的反感而带来的孤单和恐惧。“就在1973年秋天亚历山德拉出生后不久，一块大石头从窗户扔进来，正落在她的摇篮旁边，摇篮就放在客厅中晒太阳，当时我独自在家。”她回忆道，“你能想像当时的情景吗？……我感到非常无助、恐惧。”

　　尽管朱莉娅家里很有钱，可是昂贵的新居和克里在法学院学习的费用也让这个三口之家捉襟见肘。“我们入不敷出。”朱莉娅回忆道。她不得不在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找了一个助理主管的工作，一直工作了两年，直到第二个女儿出生。这段时间内，一个换工住宿的人帮忙照顾亚历山德拉。

　　在法学院，克里作为一个全国人物，一个比大多数同学都大好多的“过来人”而显得分外突出。“我记得上课时我环顾这群一年级的学生，只见坐在那里的一个成年人就是我在电视上看过的人，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还参加国会竞选。”托马斯·J.凯里说，他是教过克里的教授之一。

　　即使现在是一个在校学生，克里仍然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兼职做WBZ广播电台一档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而且，从1974年5月到10月，克里还是MassAction的执行理事，该组织当时正在揭发国家财务总管（state treasurer）罗伯特·Q.克雷恩草率的现金管理政策以及与银行的暧昧关系。这显然不能与领导反战运动同日而语，但至少它保证了公众知道克里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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