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既然克里已经开始质疑越战政策，他为什么还要迫切地加入海军呢？克里和许多同学都认为1966年意味着耶鲁大学里一种天真气氛的终结。肯尼迪的号召“问问你们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仍然回想在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耳边，而一年以后大规模的反战和焚烧征兵卡就遍及全国了。

　　“我记不太清楚是在1965年还是1966年，”克里的同学多尔比说，“当时，并不是所有 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十恶不赦。不过我肯定当时的气氛很不明朗。”

　　正如校史一本正经记述的：“当时耶鲁的反战游行运动非常冷静有序，主要原因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学生们都表现出成熟、有责任感和合理自由表达的一面。耶鲁校园里很少见到那种偏激、狭隘、令公众讨厌的激进运动分子。”

　　而事实上，在克里大四的时候，耶鲁一位历史系的副教授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去河内执行一次和平任务。1966年1月，他回到耶鲁后给3500名学生做了一次演讲，揭露了许多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而学校校长却以“给敌军提供援助，粉饰敌军”为名惩罚了他。对于此事，校史中记载说该惩罚决定是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的叛国定义而制定的。

　　这就是克里大四时期耶鲁的氛围。他不是个激进分子。他响应肯尼迪的号召——他和总统一起出海划过船，而且肯尼迪最好、最耀眼的朋友威廉·邦迪也劝说他去服役，去当一名军官。

　　尽管克里对战争仍有疑虑，他还是签约要去罗得岛的预备军官学校，准备上战场了。他似乎在质疑自己正在做的、无法停止的事情。越南就像是圣劳伦斯河上的大船，逐渐在前方显现，而他，尽管知道冲撞上去必死无疑，还是无法停下冲向前去的脚步。无论怎样，有些东西驱使他走向战场，是一种危险、责任和友情的混合感觉让他无法停止。

　　“我想去那里，想成为美国军队中的一部分，想尽力贡献我的力量，也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战争。就像所有喜欢冒险的人一样，我们用生命作赌注来体验战争。”克里说，他和他的朋友都有“无敌的感觉”。

　　潘兴、史密斯和索恩也要奔赴前线——克里并没有被孤单地留在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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