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春天，在福州城南定光寺，出现了一所新奇的学校，它的学生，有的学习英语，有的学习法语。有一位学生，在他的晚年，还清楚记得那座古寺的塔光山影，记得和尚们诵念佛经，学生们朗读外语，此应彼答，相伴成趣的生动情景。这位学生就是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他在十三岁时考入了福建船政学堂——左宗棠和沈葆桢创办的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在洋教习的指导下，那里的学生们不但学习外语，还学几何、微积分、物理学、机械学、平面和球面三角、地理、天文、航海。学校分为两堂，前学堂学制造，以法文授课；后学堂驾 驶，以英文教学。

　　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都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式学堂，可是前者只是培养外语人才，创办后的三年内，争议不大，影响也小。后者大规模引入“西学”，就有许多风险，但它毕竟是从平民子弟中选拔培养单纯的技术人才，和科举制度没有正面冲突。也恰在船政学堂开办的同时，1867年，在同文馆第一届三年期满时，恭亲王打算把天文、数学等诸多西学内容纳入同文馆的教学，并决定招收举人、贡生，以及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官员来同文馆，并且要求翰林院的翰林们也来参加学习，讨论新学。这就引来一场轩然大波。

　　恭亲王的决定，遭到士大夫阶层一片反对。他们认为让科举正途人员去“师学洋人”，是士大夫的奇耻大辱。一位御史率先发难，指责这是“习为机巧”，认为要“自强”，用尧、舜、孔、孟之道培养出来的“臣民之气节”才是最最重要的——“朝廷能养臣民之气节，是以遇有灾患之来，天下臣民莫不同仇敌忾，赴汤蹈火而不辞，以之御灾而灾可平，以之御寇而寇可灭。”

　　他的奏折遭到当时支持变革的慈禧降旨驳斥。可是慈禧的解释是，让“正途人员”进入同文馆，“不过借西法以印证中法，并非舍圣道而入歧途”。言下之意，“中法”和“圣道”是不会丢弃的。这使反对声浪继续高涨，一副对联在京师流传：“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

　　这时，同治皇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提出了措辞更加激烈的奏折，反对同文馆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

　　倭仁从“立国”的“根本”破题，强烈反对向洋人学习：

　　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他给同文馆扣上了“变而从夷”的大帽子，警告变革将会使中国人通通归于外国：

　　夷人吾仇也……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

　　他斩钉截铁地要求：“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倭仁是咸丰、同治年间被士大夫阶层崇敬的理学大师，他的言论足以倾动一时。他的奏折一出，在京师四处传诵，没有人再敢去投考同文馆。以倭仁的声望地位，恭亲王不能等闲视之，他不得不回奏，先称倭仁“陈义甚高，持论甚正”，再被迫迎战，强调“不得已的苦衷”。此后十多天里，两人交章上奏，针锋相对，你驳我辩。

　　在相持不下之时，恭亲王只能抓住倭仁所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的话，反唇相讥，说，倭仁知道有这样的人才，真是“不胜欣幸！”那就不如请太后降旨，让倭仁保荐数字中国教师，另设一所学校，就请倭仁主持。

　　这个建议竟然得到慈禧的批准。慈禧甚至干脆任命倭仁担任总理衙门官员，把他拖下士大夫们所厌恶的“洋务”浊水。这一招果然厉害，倭仁气得在马上眩晕，几乎跌落，回家后脸色憔悴，不思茶饭。

　　倭仁被斥，风波却并没有结束。恭亲王表面上击退了反对派的进攻，实际上他的改革方案大打折扣。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一些原本有意来投考同文馆的人，也裹足不前。同文馆只能勉强考试，在九十八个报名者中录取了三十人。因为被录取者素质太低，很快又淘汰了二十人，留下十人上学。这十人，最后只有五人毕业。

　　这是1867年。就在同一年，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创办的“庆应义塾”开学。学生们学的是福泽谕吉从美国带回来的一大批外文原版书，学生们有大、中、小不同规格的词典，他们用英文念经济、历史、地理、物理，高声朗诵福泽谕吉亲自编写的《世界国尽》：

　　世界之广大，国家之众多，大别分为五大洲……，不了解世界，人就失去存在的价值。

　　孩子们在念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

　　智能生勇，渡水使用汽船，行万里之波也毫不恐惧；行于陆地的蒸汽机车，宛如给人添上双翼……

　　日本人走得很快。可是在中国，改革不容易，伤筋动骨，而碰着中枢神经的改革就更难。同文馆的风波，显示那张古老书桌的坚固沉重。洋务派没法挪动它，只好绕开它走。

　　6．有一个姓蒲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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