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紧接着的那个星期一”，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写到：“格兰特的信被送到了哈特福德马克·吐温那里，从那寄到美国驻华公使馆，然后转交到天津总督手里。信一共有五页纸，写得非常漂亮，从他本人的角度出发，直接切入主题，我想一定会起到作用的。上帝保佑它。”

　　1881年2月24日（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格兰特来函，幼童在美颇 有进益，如修路、开矿、筑炮台、制机器各艺，可期学成，若裁撤极为可惜。

　　但李鸿章提到，吴子登曾在冬天来信，说已经进入大学的幼童很快将期满，这些人可由驻美公使管理，其它人酌量撤回，留学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可裁撤。他称此“亦是办法”。希望陈兰彬和容闳商量决定。

　　1881年3月5日（光绪七年二月初六日）陈兰彬遵旨复奏，他强调了吴子登去年告状的内容，认为应将幼童全部召回。他提议“将各学生撤回内地，严加甄别，择稍有器识者分派需用各衙门，充当翻译通事，俾之学习政事威仪，其次者令在天津、上海各处机器、水雷等局专习一艺。”

　　3月10日，推切尔收到容闳的信：“严格保密。……格兰特将军的信发挥作用了。总督给吴子登（当时肄业局的正委员）的电报让他不要现在就把学生带回去，而是咨询一下陈兰彬。陈和我一同经营了这项留学计划，他怎么也不可能让这项计划流产。……你看你在这项事件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上帝和你同在。我想肄业局已经度过了它最危险的难关。你能否找时间拜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马克吐温，偷偷告诉他他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3月19日（光绪七年二月二十日）李鸿章接到陈兰彬的电报：“日前复奏，已言裁撤，此局应由中堂奏明。顷接电示，知子登又有变计，应否撤局，自由尊裁。惟兰彬弗能经理，万乞鉴原。莼甫如何，由其自报。”这份电报显示，陈兰彬和吴子登在要不要“全撤”的问题上又发生矛盾。他让李鸿章决定要不要“撤局”，同时拒绝再管理留学事务。至于和容闳，他根本不愿再商量——陈兰彬也开始撒手。

　　3月29日（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李鸿章致函总署。李鸿章是久经政治风浪的圆滑老臣，在信中，他没有挺身保护容闳，而是说，多年来，容闳偏重西学，使幼童中学荒疏，他曾一再去信诫勉。又说，学生大半出生于广东，幼年出洋，沾染洋习在所难免；吴子登绳之过严，导致冲突，以至要“全撤”，未免近于固执。他说，容闳不愿裁撤，是意料中的；陈兰彬坚持全裁，也不是没有原因。倒是吴子登后来提出的“半撤半留”的办法值得考虑。在闪烁其辞之后，李鸿章开始显露他真实的立场。他称：

　　正在踌躇间，适接美前总统格兰特及驻京公使安吉立来信，安使信内并抄寄美国各书院总教习等公函，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鸿章因思前此幼童出洋之时，钧署暨敝处曾函托美使镂斐迪照料，该国君臣喜中国奋发有为，遇事每能帮助；今无端全撤，美廷必滋疑骇；况十年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

　　李鸿章的意见：进入大学的学生应当继续读完，其余学生中选择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留学事务局的人员可酌裁省费。由于当时已有近60名幼童进入大学，加上“酌留若干”，这一方案，真正撤回的只是少数。李鸿章的苦心，由此可见一斑。

　　1881年5月16日（光绪七年四月十九日）李鸿章致电陈兰彬，令选择二十名“颖悟纯静，尚未入大书院”的幼童，立刻到各处电报馆学习电学，准备两个月后回国供差，为刚刚开通的天津至上海电报线工程工作。李鸿章此举，原想一举两得：既解了国内电报业发展的燃眉之急，又以这二十名幼童的撤回搪塞“撤局”的动议。他没有想到，总理衙门正好借题发挥，称李鸿章有“不撤而撤之意”，向皇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

　　和十年前的“曾李会奏”一样，这同样是一份应当加载史册的奏折。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总理衙门奏：

　　臣等查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若如陈兰彬所称，是以外洋之长技尚未周知，彼族之浇风早经习染，已大失该局之初心。四月二十六日，李鸿章来咨，现调出洋学生二十名赴沪听候分派，是亦不撤而撤之意。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相应饬下南北洋大臣，趁各局用人之际，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

　　是日奉上谕：依议，钦此。

　　这四个字，和当年批准留学计划的上谕完全一样。

　　1881年7月9日，容闳写信给推切尔牧师：“昨天又收到一份中国来的急电，所有的疑团全部解开。肄业局结束了！”

　　25．在避难山教堂的钟声里

　　1881年8月21日，晚，避难山教堂，暮色里的钟声悠远而低沉。推切尔牧师在这里为即将离开的中国幼童举行告别晚会。

　　许多“留美幼童”已经在这熟悉的钟声里生活了十年。他们已经不再是天真的孩子，他们中有50多人进入了美国各所大学，人生的崭新的蓝图就要展开，可是，命运突然发生了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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