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发现，有更多的美国学者在研究“留美幼童”史实。莫沁女士（Anita Marchant ）（康州三一学院）的论文，使我们更细致地了解了“留美幼童”生活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罗宾先生（Chris Robyn ）（香港中文大学）的论文，则使我们读到了他所发掘的有关“留美幼童”的更多生动故事。

　　“留美幼童”的故事，像一件珍贵瓷器的千百碎片，散落在中国和美国。在几乎整个20 世纪中，因为有这一位又一位对中美关系历史、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怀有热情的朋友，因为所有探寻者的共同努力，一百二十个幼童的形象，开始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栩栩如生；故事的轮廓，被一笔笔勾勒清晰。

　　2003年1月，我们来到上海。“留美幼童”们的导师容闳和上海有着不解之缘：作为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曾多年供职于此；他的“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在上海酝酿成型。上海的许多地方，都有“留美幼童”的足迹：我们在山东路上寻找当年幼童们曾就读的预备学校遗址；我们在吴淞口航行，追寻四批幼童从这里乘船出海的感觉；我们在南京路步行街上拍摄辛亥革命“南北和谈”的遗址——和谈代表之一正是“留美幼童”。有多位“留美幼童”的中年和老年时代在上海度过，他们中有上海最早的电报局长，沪宁、沪杭铁路局总办，在上海，他们也是最早驾驶汽车的中国人。

　　历史就在我们的眼前，触手可及。在香港，在上海，在北京，在美国纽约、巴尔的摩、费城、奥斯汀……我们见到了容闳和“留美幼童”中许多人的后裔。容闳的第五代孙女，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位于上海西郊的家中，还用牧羊笛给我们吹奏了19世纪的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多年前的故事，亲切而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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