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出关于这种官方报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就会被认为是既不爱国又亵渎神圣，那么，正像里纳·戈尔顿和丹·拉瑟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报刊界的主流并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是，对各种政治事务进行评论的右翼人士、甚至中间派人士，也都没有提出关于这种官方说明的尖锐问题。人们甚至对下列情况也不必大惊小怪，即这些评论者当中——包括社会和政治伦理学教授琼·贝特克·爱尔斯坦在内——的某些人曾经宣称，有关官方共谋的指控已经超越了进行有理性的辩论的界限，因此，任何 一种表达这种指控的论断都有可能完全被忽略。通过准确地预测下列观点，即就这种攻击而言，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都“非常反常地”变成了共谋犯，爱尔斯坦补充说：“这种具有煽动性的疯狂行为已经超越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因而甚至是根本“不值得倾听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人们根本没有必要考察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证据，尽管其中的某些批评者都是在邻近的大学之中教书的同辈知识分子——诸如两位非常受人尊重的加拿大学者，经济学家［xvi］米歇尔·乔休多夫斯基和社会哲学家约翰·麦克默特里的情况就是如此 。虽然爱尔斯坦指出：“如果我们对事件的描述是错误的，我们的分析和伦理也同样会出错，” 但是，她显然认为人们没有必要考虑下列可能性，即官方对9.11事件的描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尽管这种态度并不合适，当它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情况尤其是如此，但它却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然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策的左派批评者们——他们几乎不担心会被人们说成不爱国或者亵渎神圣，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公共话语领域之中，他们也不探讨官员进行共谋的可能性。

　　的确，这些批评者一直非常极端地批评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做出反应的方式。特别是他们曾经指出，这个政府已经把9.11事件当作一个用来推行各种政策、采取某些行动的借口，而这些政策和行动与惩罚这种攻击的实施者、或者与预防将来诸如此类的攻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甚至指出，其实早在这场攻击出现之前，其中的绝大多数政策和行动就已经被列入布什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中了，因此，9.11事件并不是实施这些政策和行动的原因，而只不过是这种实施的托辞而已。这些批评者还认识到，美国过去曾经有许多次编造某种“事变”，以之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而就美国针对墨西哥、古巴和越南进行的战争而言，这样的做法是最臭名昭著的 。尽管具体展示了这种事实，但是，这些批评者中几乎没有人认真地讨论——至少就公众而言情况是这样——9.11事件究竟是不是也是这样；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这就会成为削弱他们所最强烈地反对的布什政府的各项政策之基础的、最有效的手段。通过明确地宣布放弃“共谋理论”，他们至少私下里揭示了一种“巧合理论”——根据这种理论、从美国政府的角度出发来看，9.11的攻击事件只是非常巧合地使美国政府实施了其议事日程。

　　一位非常出色、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批评者拉胡尔·马哈詹，曾经提供了一个例子。他根据一份暗指前面提到的、美国对一场“新珍珠港事件”之需要——这种需要就是重建美国的防御体系，而这种重建已经由“新的美国世纪规划”开始加以准备了——的文件，分析了自从9.11事件以来美国帝国主义的几个论题。他强调指出，这份文件的三个主要论题，都是必须在全世界建立更多的、可以行使武力的军事基地，是必须在那些对美国利益持不友好态度的国家导致“体制变化”，是必须极大地进行军事［xvii］扩张、特别是必须极大地扩展“导弹防御体系”——可以非常明确地不是把这种需要理解为威慑，而是理解为一种通过防范那些对我们构成威慑的国家而“维持美国的突出地位的一个先决条件”。马哈詹接下来指出，“9.11攻击为美国增加军费提供了一个非常自然的机会”，而且，这份文件所包含的、与众所周知的布什和切尼政府对石油资源的抢夺联系在一起的其他观念，也揭示了他们在9.11之后所实施的帝国战略的主要论题。马哈詹还指出，这份文件表明“离开了某种诸如一场新珍珠港事件这样的、具有灾难性和刺激性的事件”，美国政府向往已久的军队改革从政治角度来看就是不可能的。马哈詹甚至补充说，“在一年之内，他们（即这份文件的起草者们）就会制造他们对珍珠港事件，就会有机会使他们的帝国梦变成现实。”然而，在指出了所有这些方面以后，马哈詹所选择的是“巧合理论”而非“共谋理论”，并且说：“虽然共谋论者们无疑会感到高兴，但是，这个事件却像美国外交政策史上的许多事件一样，完全是另一种有关巴斯德的下列著名格言的例子，即‘机遇仅惠顾有准备的头脑’。”

　　当然，也许马哈詹是对的。但是，他却没有向我们提供这么认为的任何理由。特别是他根本没有显示出有关他曾经研究过持下列主张的人们所提出的证据的任何迹象，即这场攻击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完全是由于美国政府所进行的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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