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1月12日，蒋介石下令中国守军从上海撤退时，蒋介石就为首都南京的防守问题伤透了脑筋。防与不防，防又如何防，不防又如何向老百姓交代，这些问题时时困扰着他，令他举棋不定。12日下午，他将军以上的高级军官及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召集到黄埔路官邸，陈诚、顾祝同、张治中等都是刚从上海前线撤下，接到通知匆匆赶来开会。

　　“上海决定放弃，南京怎么办？”蒋介石没有时间了，他开门见山地将这个棘手的问题 摆到了他的部属面前。

　　开始，会场上鸦雀无声，一个个低头沉默。蒋介石提出的这个问题，干系太重大，他们不知道蒋介石心里是怎么想的，摸不准蒋介石的脉搏，他们不敢回答，他们怕蒋介石心里想的是守，自己提的是撤，那蒋介石会说你是怕死，是逃跑，那样无法面对民众；而如果蒋介石心里想的是撤，如果你说守，他会批评你不懂军事……总之，怎么说都不妥，干脆不回答。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会场上的空气实在太沉闷，蒋介石看着谁，谁的头便低得能碰到桌面。他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心里十分生气，但又不便发作。良久，他突然开口问身边的白崇禧:“健生（字），你在军事上很有一套，实战经验也多，你先打个头炮如何？”

　　白崇禧红着脸，气呼呼地说:“部队在上海都打残了，退到南京外围还没喘过气来，在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更谈不上马上打一场艰苦的保卫战。你要听我的意见，干脆放弃算了！”

　　蒋介石沉默了片刻，又对陈诚说:“辞修（字），你再说说你的想法。”

　　陈诚一贯是顺着蒋介石的思路爬，在开会前，他就知道蒋介石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现在蒋介石点名点将点到自己，不讲是躲不过去的，他便说：“这个问题嘛，我的态度非常鲜明，我虽然不知领袖的意图，但我可以十分明确地说，领袖叫我守，我坚决打到底，领袖叫我撤，我决不在南京多待一分钟！”

　　“屁话！”很多人心里在骂。

　　“你这是什么态度？”白崇禧心直，很不满地嘟囔了一句。

　　陈诚反驳说:“我这态度还不明确吗？不像有的人，开会半小时了，什么态度也没有，比起他们我强多了。”

　　“真是不知羞耻！”很多人心里又骂。

　　“不要吵了！”蒋介石心烦意乱地大声制止，“大敌当前，作战方案总要讨论的嘛，不要互相计较什么了，还是赶快想想办法吧！”他站起身，在大家的身后来回地走了几步，然后打住脚步，继续说，“既然大家没有思想准备，现在散会，诸位回去好好考虑，请大家明天准时来开会，到时一定要拿出你们的主张和方案来。”

　　第二天上午9时，会议继续进行。蒋介石说了几句开场白，桂系出身的参谋总部作战组长刘斐站起来说:“南京守与不守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要从政治上、战术上考虑才行。政治上考虑是守，因为南京是首都，一旦为敌占领，等于宣布中国失败，日本胜利。但从战术上讲，南京是盆地，北面是滚滚长江，另三面是山地。如果守，就是背水之战。守不了几天将全军覆灭，所以战术上不能守。守等于浪费兵力、人力、时间，迟早要失败，不如不要守！”

　　“你的意见是撤？”蒋介石问个明白。

　　“不是！”刘斐说，“我认为，我们要将政治与军事相结合。”

　　“什么意思？”蒋介石不明白。

　　“作为中国首都一点不守，怎么向民众交代，那不就成了南唐的李煜了吗？所以，我认为不作一点抵抗就放弃是不行的。但我不赞成用更多的部队与敌人拼死搏斗，而用一些少量部队与敌人拼一下，象征性地防守一下，让老百姓看到我们是尽了力，是日本鬼子太强大。”

　　“你有具体方案吗？”蒋介石好像很感兴趣。

　　“我主张兵力上使用12个团，至多18个团就足够了。”刘斐说罢，坐了下去。

　　“我非常赞成这个意见！”白崇禧首先表态。

　　何应钦以“矜持老成”而闻名，他不慌不忙地说：“刘组长所言高见，具体方案嘛，可以再研究研究。”

　　蒋介石又点到了李宗仁，他说:“德邻（字）兄，你的主张呢，说说吧，在座的都是自己人。”

　　李宗仁只好开口，他说:“军事上讲，南京是个绝地。我看刘组长的意见是对的，同我不谋而合。历史上南京守军好像就没打过一次胜仗，不说远的，就说太平天国，可谓深沟高垒，城墙如钢铁般坚固，结果还不是被湘军攻破了嘛。”说到这里，他手指向东边，继续他的发言，“湘军就是从太平门攻进城的，那段被湘军炸毁的城墙如今还在，诸位有空步行300米就能看到。”

　　蒋介石心里有了底，声音也高了许多，他说：“现在问题明朗了，大家基本上还是同意先守后弃，那么，再讨论一下由谁来负责守南京呢？”

　　这时，军委会警卫执行部主任唐生智霍地站了起来，他激动得脸通红，慷慨陈词道:“诸位，你们可能忘记南京是个什么城市了，它不是一般性质的首都，是孙总理第一次建都的地方，又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地，作为民国的军人，什么都可以忘记，而国父的灵魂不可忘记，忘记了这个就意味着背叛。为了保卫首都，保卫国父的陵墓，我认为必须誓死保卫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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