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名美国军官，为什么当了中国人的俘虏，还能保持这份坦荡，我感到十分不解。

　　当天的晚餐不同寻常。美国飞机炸死的那一头牛，为战俘们提供了改善伙食的条件。撑竿带头捐出一只手表，又动员伙伴们捐出一只戒指，三支钢笔，三只打火机，通过老徐向朝鲜村民换来了20斤牛肉。20斤牛肉对于上百名饿俘来说，毕竟太少太少，每人只能分到骨牌大小的三块。还多了一些，一人一块却不够分，怎么办?有人说理应归捐献财物的人享有，撑 竿持反对意见，说捐献本身就是慷慨行为，没有理由再享受特殊待遇，否则就不是捐献，而成了交换;因此，多余的肉块，应该用抽签的方式来推出幸运者，让幸运者享受。于是各小队的俘虏都参加了抓阄抽签，以决定谁该多吃一小块牛肉，连病伤战俘也没能例外。

　　第二天傍晚，我们的卡车将继续南行。战俘们中因为伤病员比较多，行动不便，正在等待后方安排汽车，还要住几天后再往鸭绿江南岸的战俘营集中。卡车出村前，我去向老徐辞行，远远看见撑竿正向我含笑招手，我很想抬手致意，但又不敢，一种神圣观念制约着我:这里有个立场问题，战俘的手上很可能沾着朝鲜人民或志愿军指战员的鲜血。

　　在与美英战俘们相处的两天时间中，我听老徐讲了许多关于西方战俘的故事，同时也给战俘们拍了不少照片。这是我头一回称得上独立采访的业务实践，心中十分得意。不料到达江原道兵团驻地后，将胶卷冲洗出来，才发现陈旧的照相机皮腔因遇奇寒而脆化漏光，张张底片一团混沌，一切物像归于虚无，什么也没有留下。然而，这次意外的遭遇性采访，在我尚缺乏理解力而富有记忆力的年轻脑海里，却牢牢地记录下了美英战俘的感性形象。这形象，又引发了我对他们的好奇心。

　　当时，谁也无法预料，这些美英战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俘营中将会呆到什么时候?他们的命运和前途将会怎样? 从此，我的目光便追随着他们的踪迹，开始留意他们的一切，不论他们走到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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