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25日发起的第二次战役中，在志愿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积极的政治攻势下，美军和仆从军“好打难俘”的局面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第一次战役俘敌5268名，其中美军527名;第二次战役俘敌人数就增加到8943名，其中美军为3254名，其间还出现了百人以上的美军集体向志愿军投降事例两起。一起在东线志愿军第九兵团攻歼乾磁开之敌的战斗中，美陆战第1师中校1名、少校2名、美、英、土耳其官兵179名，南朝鲜官兵53名，日本人3名，台湾国民党军2名，带着75辆汽车与坦克向志愿军投降;另一起是由黑人组成的美军第25师步 兵第24团C连全部官兵148人，在连长斯坦莱和副连长阿爱考乌斯·杜尔夫的率领下，于西线云山以南地区向志愿军投降。

　　志愿军首批释放战俘获得成功，受到毛泽东主席的赞扬与鼓励，他在第二次战役发起的前夕，即11月24日给志愿军总部领导人的电报中说: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第二次释放战俘是在汉江前线，共释放132人，其中美籍41人，英籍5人，澳大利亚籍3人，南朝鲜军83人。以后在各决战役中各兵团都自行释放过多批战俘。特别是一些重伤战俘，在敌机敌炮层层封锁的条件下，要抬出战场是非常困难的，延误时日就会死亡;扔下不管，又不符合我军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于是，志愿军第40军就对重伤战俘进行初步包扎治疗后，设法送还到敌人的阵地前沿，私人财物分毫不动，再留下食物和饮水，用白布写上“美军负伤战俘”的英文缩写字样，以引起对方注意并防止空袭;在有阵地广播站的地方，就用高音喇叭通知敌人及时接运回去。这种创造性的做法，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在整个志愿军前线部队中得到普遍推广。

　　1953年3月间，我在铁原西北“丁字山”前线，曾亲眼见到过这样的情景。一天夜间，美军一个侦察小组想来捕捉志愿军的哨兵，遭到痛击后丢下1名重伤员，其余的人狼狈逃回。第二天晚上，志愿军就将这名经过包扎的伤俘送回到了敌人阵地前沿。美军接回这名伤员后，通过阵地广播站用华语播了一条“新闻”:联军在前沿缓冲区内运回了被共军送还的联军重伤士兵1名。这是不打收条的收讫回音，不说“感谢”二字的感谢表示，意在下次再有“联军”的重伤被俘人员，还希望志愿军能够照此办理。

　　这样的事，连李奇微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也深感新奇，颇为欣赏。只是当他在位之时不便公然说出口，直到朝鲜停战14年后才写进他的回忆录:“……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抬架放到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也没有向我们射击。”李奇微在同一本书中还写了这样一段话:“如果说我们的国家进行过的战争中，有一场可以称得上不为人所理会的战争，那末朝鲜战争便是这样的战争。”这话，语气是平静的，怨气却是饱和的。从这一段话里，也可以看出在朝鲜战场上美军不可能对战俘采取明智政策的根本原因。

　　与美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执行俘虏政策时，对美军官兵或擒或纵，都显得那么光明磊落，无可指摘。这是正义之师的特有优势和自豪，任何不义之师都将自叹不如而无法效仿。第九章 他们传播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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