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战俘营，果然有点校园的味道了。

　　教室里，讨论着朝鲜战争的性质与前途、国际和平的进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俱乐部里乐声歌声不断，体育场上各显身手，龙腾虎跃;炊事房的门口，菜单常换常新。那时候，战俘们不但过西方人的节日要会餐，而且过中国人的节日也要会餐，说是跟中国人同庆同乐。

　　战俘们对中国人的节日熟悉得很，什么春节、元宵、国庆、中秋等等，他们都记得很牢，抓住不放。

　　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阅览室里人满为患，不少战俘居然一头扎进马列经典著作里，入了迷，又做卡片又写笔记，遇到不明白的问题，频频找教员求解，常常把很有学问的教员也弄得张口结舌一时回答不上来，又心甘情愿地为他们查找资料作出准确解答。开起学术研讨会来，有的战俘一发言口若悬河，讲得头头是道，简直有点像马列学院的正规学生。

　　这一现象，使许多志愿军俘管干部和翻译人员大为感慨。啊!果真是强按牛头不喝水，牛要喝水拉断尾巴也不回头。灌输教育取消了，真正必要的教育却并没有取消。

　　美俘中有一小部分黑人和来自农村的白人，从来没有读过书，是文盲，连家信也不会写。看到伙伴们接到家信时欣喜若狂的样子，他们很羡慕，很痛苦，求人代写家信又不好意思，很想学文化，于是，扫盲文化班成立了，志愿军的英语翻译居然成了美国人的英语教员。

　　有很多文化程度比较高的战俘，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但又缺乏系统知识，便自发组织了文学社，一起研讨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问题;英俘中有不少军官具有学者素质，有的是剑桥大学的毕业生，有的是牛津大学毕业生，对文学很有造诣，能者为师，这些军官就成了文学社的辅导老师，讲雪莱、拜伦、海涅、普希金，讲巴尔扎克、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讲莎士比亚、莫里哀;中国教员就给他们讲中国文学史，讲中国文学名人和代表作。

　　还有些战俘想着回国后能离开军队找一份职业，希望抓紧时间学会一二门专业技术。于是，各种职业教学小组成立了。原来当过机械工、水暖工、木工、厨师的战俘，便成了技术教员，无偿地为大家传授技艺。有一技之长的战俘也有了用武之地。有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美俘叫罗勃斯，中国人友善地叫他“萝卜丝”，他精通电工，助人为乐，一边教伙伴们学习电工技术，一边帮营区修理电路和电器。他还构思了一种使老鼠偷食时触电而死的灭鼠方法，说是等回国后要去申办国际专利，向全世界各国的共同之敌老鼠开战……

　　战俘营的面貌迅速改观了。俘管人员与战俘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战俘逃亡事件不再发生。这些成为东方人阶下之囚的西方青年，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非常身分，一个个变得乐乐呵呵的。对志愿军工作人员的称呼也不知不觉间变了，不再称长官、教员，按西方人的昵称习惯，直呼你的一个姓;王、刘、张、陈，还有大胆地称你为“张同志”、“王同志”的;亲亲热热，有点不分彼此的感觉。每当晚饭后，只要天不下雨，他们会抱着篮球，主动找志愿军工作人员赛球，“战场上被你们打败了，球场上要打胜你们!”说得诙谐，却又坦诚。有时接到家信，情侣寄来照片，或寄来一绺金发、一个艳红的唇膏吻印，或妻子生了孩子，或孩子长了牙，断了奶，会呀呀学语举足试步了，或得知原来所在部队给他们按期加了薪金升了军衔，他们都会弹着吉他唱着歌，来找中国朋友报喜‘过圣诞节，就给志愿军分送由自己绘制的精美贺卡。“越分越少的是财物，越分越多的是快乐。”他们依旧信奉这一句西方民谚。

　　营养好，情绪好，心宽体胖，战俘们一个个都迅猛地长膘了。他们隔三差五忙不迭地跑到卫生所或司务长那里，找磅秤测体重，生怕体重超过警戒线。美英战俘拥护和平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秘书、美军第2师第503野战炮兵营劳埃·卡特尔下士，与他的好友却士特·詹宁斯，在被俘之初不在同一个战俘营生活，隔了将近一年后相逢，两人互相对望着，都怔住了。因为两人都胖得使对方有点儿不敢相认。劳埃定睛看了好半天，惊叹说:“好家伙却士特，料不到你会胖了这么许多!”

[上一篇]  [返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