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营中为数不多的医务人员，为保护战俘们的健康，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收容西方战俘后的头一个春天过得好艰难!三月间，恶性传染病———黄疸性肝炎像一个魔鬼悄然闯进战俘营，迅速蔓延了开来。无情的病魔对战俘和俘管人员，同时作为肆虐对象，双方都一批批地躺了下来，呕吐，发高烧，眼球发黄，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各卫生所增设了临时病房，还是人满为患。所谓病房，也不过是几幢比较隐蔽的民房和几个潮湿狭小的防 空洞，无法接纳日益增多的病人。医生护士们在昼夜不停地进行巡回治疗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制药自救的土办法。他们懂得感染黄疸性肝炎病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维生素B，便敦促各俘管团队火速派人到鸭绿江北岸去买谷糠，在夜间装上小船运到南岸，用雨布树枝搭成小篷，遮住火光，连夜把谷糠炒熟，不论是收管战俘的中国人，还是被中国人收管的外国战俘，人人一包，必须连续吃，当药吃。不少战俘还说好吃，很香。

　　吃了炒谷糠，对治愈黄疸性肝炎和防止继续蔓延，起了良好作用。战俘们夸赞说:“东方人真聪明，穷有穷办法!”

　　来势凶猛的传染性肝炎，终于得到了遏制，医生和护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否则，凭俘管处范围内缺医少药的实际状况，必将难以招架，后果不堪想象。

　　俘管处下属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只配有卫生所和卫生队，医护人员少，设备简单，只适宜于轻伤轻病战俘的治疗护理;凡是危重伤病战俘，只得送到俘管处总医院治疗。

　　总医院设在碧潼的一幢民房中。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这里是一家豪绅的住宅，内有一个大院，十多间房子，飞檐粉墙，富有东方民族的建筑风格，所幸没有遭到战火的毁损。总医院成立后，经过突击调配人员和添置设备，从里到外，都算得上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医院了。大门上方，挂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总医院”的中英文横幅大牌子，各科室和常用医疗器具基本齐全，而最富优势的，则是从国内来了一批教授级的医疗专家。他们，及时地给许多陷入绝境的伤病战俘带来了幸运的转机。

　　深夜，一辆汽车送来一名重伤的美军上尉飞行员。

　　当天下午，这名美国上尉还在飞扬跋扈地驾驶他的喷气式飞机，对鸭绿江边的朝鲜村庄滥施轰炸。恶有恶报，他的飞机被志愿军的高射炮击中，他在跳伞的时候落进了一片火烧林，一根无情的枯枝从他的左腮刺入，右腮穿出，将他整个身子像一条大鱼似的挂在空中。志愿军部队找到他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奄奄一息。战士们托住他的身躯，用轻柔的动作将枯枝锯断，连同插入腮部的一截枯枝一起，将他及时送进俘管处总医院。

　　救与不救，必须在瞬间作出决定。也有人不主张抢救。美军飞行员，朝鲜军民和志愿军战士都称他们为“飞贼”，提起来都恨得咬牙切齿。多少和平居民死于飞贼的肆虐;志愿军在前线能攻能守，最大的困难就是被美国飞贼封锁交通线，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这名上尉飞行员伤得如此奇特，似乎是上苍的一种惩罚，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何况，他的脉搏与血压都到了最低警戒线，抢救并无把握。与其投入大量珍贵的药品与精力抢救一名垂死的空中罪犯，不如用同样的代价多抢救几个其他的战俘……

　　不予抢救的理由，并非全属无稽之谈。可是，关键时刻分秒必争，决不允许开展民主讨论贻误最后机会。政策就是最高权威，道义责任就是行动指南。领导一声令下，医生和护理人员们立刻以最快速度，把垂危的上尉飞行员抬进了手术室。

　　主刀医生是来自浙江省立医院的外科主任汤邦杰，其他几位资深外科专家也同时走向手术台。

　　高度的人道主义责任心和高超的医术，终于将这名美国上尉飞行员从死神的怀抱中抢夺了回来。

　　上尉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一切正常，连说话的能力也一如往日，但他却很少说话。有一回，志愿军翻译问他为什么不愿说话，他回答:“请原谅!我在接受良知的审判，我很痛苦，所以不爱说话，并非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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