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收容外俘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向俘管处总部告急，俘管处总部向志愿军总部告急，志愿军总部向解放军总后勤部告急，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告急，向党中央告急。

　　如果不想办法立刻制止战俘的死亡，那末，严重的后果将无法向死者家属和国际舆论界作出合理交待，中国人民军队宽待战俘的一贯政策，在朝鲜战场上将要丧失信誉，在日后的战争中，将会不利于瓦解敌军和扩张战果。

　　周恩来总理作出指示:迅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战俘的非正常死亡。一支水平高超的志愿医疗队组织起来了，成员来自全国著名大城市的著名大医院。他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赶赴朝鲜战场，首要任务，便是查清西方战俘的死亡原因，保护西方战俘的健康，防止死亡事故的继续发生。

　　反复细致的临床检验和背景调查，专家们很快地得出了一致的科学结论:西方战俘的猝死，原因盖出于极度的营养缺乏，导致全身各部分器官功能衰竭，由昏迷而转向快速死亡。

　　要说营养缺乏，志愿军工作人员的营养更加缺乏，为什么不出现同类死亡现象呢?解释是令人信服的:相对地说，东方人身材比较矮小，热量消耗也少，且东方人历来吃惯了苦，生理素质比较能够适应艰苦环境;在同等营养条件下，东方人的生命力要远远超过西方人。而西方战俘，特别是美国战俘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朝鲜战争初期侵朝参战的美军部队，大多是来自日本的美国远东占领军，人们称之为“榻榻米”部队，在二次大战后的和平条件下，过惯了安逸舒适的少爷兵生活，连饮用水都要从日本运到朝鲜。上了前线，只要不碰上中朝劲敌，日子照样好过，衣食住行都不用发愁。一盒C级干粮，只不过是配给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用的三等野战用餐，只吃一顿，里面就装有饼干、巧克力，还有罐头肉一盒，香烟两支，冬天还配有凝固酒精加热罐。行军作战，只要有公路可通的地方，餐车随行，热菜面包和啤酒定时供应。有人作过粗略统计，当时供养一个美国兵所花的钱，足足可以供养一个加强排的志愿军战士。这样娇宠惯了的占领军官兵，一当打了败仗落难于水土不服、“四面楚歌”的异国他乡，其窘境便可想而知了。

　　维护落难少爷兵们的健康，必须立即改善食品供应，增加营养。增加营养，并不在于营养条件本身。中国不论多么穷，养几千西方战俘总归养得起，问题在于食物的运输。朝鲜战争前半期，在美军运用制空权进行全面交通封锁的日子里，抢运到前线的每一袋粮食每一块肉，可以说都沾着志愿军后勤人员与朝鲜支前人民的鲜血。就地取材没有可能，当“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向南撤退的时候，朝鲜北部城乡的一切食物和生活用品，几乎都被他们抢掠一空或毁坏殆尽，好不容易藏匿下来的一小部分，尚不够当地居民们维持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俘们所需的食物和全部生活用品，都得从鸭绿江对岸的中国运输过来，而“运输”两个字的含义，实质就是战斗，就是拼命。通过战斗、拼命，冒着冲天的烈火，翻腾的硝烟和呼啸飞舞的弹片，志愿军后勤人员和朝鲜支前民工还是尽量把必需的食物和日常用品运进了战俘营。

　　战俘营有那么多志愿军的工作人员，同样需要食物和日常用品，供不应求怎么办?严格的政策颁布了:首先保障外俘的需要。全体外俘的伙食标准享受相当于志愿军团一级干部待遇，不吃高粱米炒面而吃大米白面，每月还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白糖、食油、香烟或烟丝等。着装标准为:每人发一套崭新的蓝色棉衣棉裤，外加棉帽、胶底大棉鞋和手套等，除棉被外，再加一条毛毯。

　　政策的性质就在于区别对待。志愿军俘管处的所有工作人员无条件地执行上级规定的政策，尽管有些人心中一百个想不通。

　　这些想不通的人，多半是直接管理外俘的基层干部———正副职的中队长和分队长，他们都是从作战部队中调来的优秀营、连、排级干部，有的是伤愈后留下轻度残疾，不想复员回家又不宜再回到作战部队任职，便分配到了俘管处。这些干部全部出身工农，文化比较低，但经受过实战磨练，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管理部队和训练部队的经验。要说宽待外国俘虏，道理上都能接受;可是宽待尺度超过自身水平的程度，感情上就难以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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