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已经结束，里委员长只得向小分队解释清楚村民们愤怒难遏的原因:不久前，美军占领过这个山村，仅仅两天时间，村里14岁以上40岁以下的妇女，没有一人逃过美军的魔爪，个个受到了蹂躏。而这个女孩子，父亲战死在前线，母亲在遭到强奸时因为夺抢反抗，被美国兵用刺刀杀死……

　　子夜时分，俘虏转运队被迫改换宿营地。

　　刚刚离开山村，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美军上士突然转身，扑向左臂负伤的一位警卫战士，猝不及防地夺下战士手中的连发卡宾枪。奇怪的是，他不朝志愿军开枪，却对着俘虏群哒哒哒地扫射起来。他一边扫射，一边狂喊着什么。

　　负伤的警卫战士被撞倒在地，抱住上士的一条腿用力一拱，拱了上士一个踉跄，使得余下的半梭子弹偏飞射向空中。

　　虽然这个上士很快被制服，但造成的后果却触目惊心!

　　被打死的美俘共有5人，伤17人;1名警卫战士重伤，半小时后死去。司务长额角负伤，鲜血直流。近距离射击，一颗子弹足以穿透几个人的身躯，惨极了。

　　李炳云一边给司务长包扎伤口，一边庆幸地自言自语:“还好!还好!你伤得不重……”

　　司务长问文化教员:“刚才这家伙嚷嚷什么”

　　文化教员是个学生兵，才20岁，吓蒙了，半天说不出话。“还不快说?!”李炳云跺脚追问。

　　“他说……”他说‘我以上帝的名义，拯救你们，解脱你们……’”文化教员像在梦呓，“……他是这么说的，是这个意思，不会错……天哪!他肯定是发疯了!”

　　司务长迅速安排了几个人为伤俘包扎，一边命令全体战俘就地坐下，并让李炳云跑步回山村，请来所有村干部紧急磋商。

　　磋商只用了几分钟时间，便取得了———致意见，决定采取联合措施，重新把战俘拉回山村，腾出民房集中住宿，与村民隔离，派出民兵和青年同盟成员对战俘进行武装监护;同时又安排人手掩埋死者，照料伤俘。另外，又派人火速找上级政府和就近驻军报告情况，请求支援。等到把战俘安顿好以后，司务长以临时党支部书记的身分召开党支部扩大会议，实际上也就是几名小分队成员的全体会议。他以极为沉痛的心情检讨了自己的严重失职，请大家批评，要求大家献计献策。战友们没有一人指责这位临时上级，议论了一番，共同的决议是:当务之急必须向全体战俘说明情况，要他们也了解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安定情绪，一齐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余下的路程。第二天上午，全体战俘集中到村后的密林中，一边防空，一边开大会。额头包着绷带的司务长脸容瘦削，身上的棉军衣又脏又姬。他将近40岁年纪，整个团部机关里，他的岁数最大，为人敦厚，平时不爱多说话。不料这一回对美国战俘说起话来却滔滔不绝。

　　“这—路来，大家都很苦，这我懂……”他讲着讲着，忽然眼圈红了，“你们比我们更苦，因为心里苦。我想坦白告诉你们:我心里也苦过。两年多以前，我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上士班长，在战场上给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也就是当了俘虏。开头我怕得要命，可是很快就相信了事实———共产党军队是尊重俘虏宽待俘虏的，把俘虏看成人，看成解放了的兄弟……

　　文化教员的英语水平不高，结结巴巴，越翻越吃力，简直要哭出来。司务长着急，战俘们也着急。

　　就在这时，战俘群里有一个上尉战俘站了起来，大步走到文化教员的面前，严肃地向文化教员和司务长敬了一个军礼。

　　“我懂汉语。”上尉竟用清晰的汉语说，“请允许我替你们翻译。”没等文化教员回过神来，上尉就径自转过身，面向战俘们，流利地将司务长的话译成了英语。

　　一片静寂，战俘们听得专注极了。有几名战俘大声提了几个问题。

　　上尉面向司务长，用汉语转译:“听说把我们送到后方，是要慢慢杀死我们，或者是去当劳工，到抚顺煤矿挖煤，到西伯利亚修铁路。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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