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的吴教授，是某高校的“杰出青年教师”，曾经获得多项部委奖励，并被列为跨世纪优秀人才。

　　他刚在办公室坐好，电话便响起。吴教授拿起电话听了一会儿回答：“谢谢！可我手头上已经有三项基金，没有时间再做了，你们还是另外找人填报吧。”

　　10分钟以后,电话再次响起。吴教授再次拿起听筒，听了一会儿，说道：“院长，刚才科技处来过电话，和我谈这事，我最近真的很忙，有总理基金、有市科委基金，机会还是给别人吧，系里王博后我觉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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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这样，我叫学生去取表格。”吴教授足足将电话在手里握了3分钟，然后回答。

　　他对学生说：“学校、院里都认为这项基金以我牵头申报成功的可能性是100%，这关系到学校的声誉。看来，推是推不掉了。可真没时间做呀！”

　　这是怎么回事？

　　科学基金是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为了支持科学研究而设立的。提起这一基金，就不能不谈国家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分设有面上基金、青年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和重大基金等。在科研工作者中，有一种说法，叫“小基金大评，中基金中评，大基金不评”。意思是，资助幅度为十几万元左右的面上基金，往往进行大规模地广泛评审；而资助幅度好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的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则在一定范围内组织评审，谁是评审组的专家大家心中有数；至于上千万元的基金，则几乎不评，往往由几个院士提议，或者由政府部门直接下达给某个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的操作，受到科研工作者较好的评价，因为其立项十分谨慎，在评审过程中，广泛组织科学家们参与，每一项目组织5位专家进行通讯评议，最后能否立项，基本上以通讯评议意见为依据，而申报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材料送给了哪位专家，这就很大程度地保证了基金立项的公正性。而其他基金，如杰出青年基金、重点基金、重大基金等的操作却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立项过程中个人因素、行政干预因素较多。客观地说，近年来自然科学面上基金的成果丰硕，但由于资助幅度小，很多项目未能做大做深；而资助幅度大的重点基金，其成果与投资幅度相比却不怎么显著。事实上，很多重大基金、重点基金申请到后，也要进一步分解，具体承担的也是一些年轻人，但由于他们不是项目负责人，仅获得很少部分的经费，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也就受到影响。至于各部委、各地方政府设立的基金，有不少是类似于重点基金的操作，因此问题也比较多。

　　经费多、项目多、已有一定知名度的教师，在新一轮经费申请中十分容易胜出，因此“财源广进”，而有的教师亟需得到资助却偏偏“求告无门”，这被称为“马太效应”。按我国高校现行体制，对经费申请进行审批时，一般要以过去申请经费情况、是否曾经承担某基金课题以及完成情况等为重要参考，科研工作者往往要经历一个“媳妇熬成婆”的痛苦等待过程。经费的给予者对此有自己的“难处与考虑”：把经费再次拨给已有资金支持的人，虽然起不到显著效果，却至少能保证有成果，不会出现因没有成果而被指责为“决策失误”的后果，至于这一成果的取得是否得益于这一经费的支持，则不在考虑之列。业内人士把这种做法称为“锦上添花”。某高校一位教师则说：“有的教师同时获得很多资助经费，但他们毕竟精力有限，跳起双脚整日不睡觉也出不了那么多成果，到了验收时，把同样的课题结果分送给不同的资助部门，这种做法被称为‘搬砖头’。即使如此，在最后的评估鉴定中仍会得到好的评价。”

　　其实，科研基金的使用是个相对单纯的问题，谁能做出来，谁能做得更好，就给谁做，这是基本原则。但是由谁来判断“谁能做得更好”呢？站在不同位置，出于不同目的的人，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由于调动了众多科学家参与，所以在所有基金中，国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的运作得到了一致好评。基金就是基金，它就是为科研服务的，不是荣誉，更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因此，将基金分为面上、重点、重大，按不同方式来运作，是没有道理的。国家基金应该是一个统一名称，所有人都可以平等申请，由科学家、科技人员共同参与评审，当然重大的项目资助幅度可以大一些，对申请人的能力要求也要更严一些。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各类评奖中。

　　如果报奖者没有任何名望，没有丝毫权势，没有一定学术头衔，胜出的几率几乎为零。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43岁的田中在日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非教授，亦非博士，甚至连硕士学位也没有，只是岛津制作所的一名普通工程师。而专门生产科学测试仪器的岛津制作所，在日本只能算是一家不大有名的中小企业。上海交大人文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胡伟说：“假设由国人来评这个诺贝尔奖的话，我们能把这个奖颁给田中这样没有职称、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吗？我们眼中的人才，往往有一大堆头衔和光环，我们不仅患上了高学历崇拜症，而且还直接把学问的高低和职务的高低挂起钩来。田中获奖后，中国报纸纷纷报道他的身份是研究所‘主任’，其实在日本，大学毕业生进公司做一两年的职员，就可晋升主任，但上面还有系长、课长代理、课长、次长、部长等等，主任实在不是一个什么官。我们把田中的这个‘主任’看得那么重，恰恰反映了我们在学术评价上的‘官本位’心态。”①（①《田中获诺贝尔奖的震撼》，《文汇报》，2002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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