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北京日报·文艺周刊》主编，长期担任文化版面的采访和编辑工作。

　　前些天北京作协开会，晚上闲谈，女作家赵凝被认为具有洞察男女内心秘密的本事，说到我，她认为我这个人容易“恋旧”。我没有反对她的这个说法，而且还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交代了我的一段“隐私”，算是给这个说法一点支持。我说，当年下乡支农，临走时，一个女知青写了一首诗送给我们。诗是这么写的：“萍水一邂逅，伯牙钟子心。别后二十春，熏 风频送馨。”我当时真有点儿动心，以为是可以“君子好俅”的吧。但如今已经过了不止二十个春天，却一点她的消息也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说不准哪一天，也许她就会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不知道这究竟算不算“恋旧”，如果算，恐怕也是单“恋”，是不能与王勃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相提并论的，因为这个“旧”在写了那首诗以后，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消逝在茫茫宇宙之间，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倒是在我的内心深处，还留下一个角落保存着对她的记忆。我辈行色匆匆，为生活而终日奔走，有时，恋旧的心情会从没人看守的那个角落中溜出来，但也只是探一探头儿，便稍纵即逝了。

　　也有刻骨铭心的，比如向秀作《思旧赋》，悼念亡友嵇康、吕安，曾有“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的句子，就隐含了自己太多的苦衷和怨愤。但一般人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比较多的还是刘半农在法国给周作人的信中所表达的：“你寄给我的《语丝》，真是应时妙品。我因为不久就回国，心目中的故乡风物，都渐渐的愈逼愈近了……启明的温文尔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与大眼镜，什么人的什么，什么人的什么……”

　　其实，恋旧总是带有很多个人色彩，是个人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阿城在讲到思乡的时候说：“思乡这个东西，就是思饮食，思饮食的过程，思饮食的气氛。”为什么会这样？无非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在不定期地发作，就像你对初恋的思念总是难以割舍而保持终生一样。

　　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旧时的一人一事、一草一木，经过时间的过滤和洗刷，都可能以某种更纯粹的方式沉淀在我们的记忆中，并在我们长久的思念中越来越显示其美好的价值。人们常说，人老了就容易恋旧，陈谷子烂芝麻都想起来了。在早我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以为我老了必不会这样。而近来我却常有回忆往事的冲动，于是怀疑自己也已经开始老了。不过，老人的恋旧我们倒不必太当真，因为，很多对往事的怀恋是经过了记忆的甄别和筛选的，已经被我们的虚构和想象美化了，我们沉浸其中，陶醉其中，享受着那些发黄的记忆的残篇断简带给我们的安慰与满足，抚慰我们日渐寂寞的灵魂。

　　怀旧之风正是盛开在这片土壤上的忧郁的花朵。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恋旧，其实和个人的生活经验无关，只是附庸于某种社会时尚。而这种时尚不是来自个人的记忆，它是商人、媒体和消费者共谋的结果，大家合力制造一种假象，以为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生活。比如文化消费中的“红色经典”热，比如一些人的热恋老家具，比如被捧上天的四合院新居，说是怀旧，其实是趋新。而有些所谓趋新，打得正是怀旧的底子。举个例子，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意识流和朦胧诗风行一时，许多人都说是创新，后来读了二三十年代一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才知道，很多创新之作都没有超过前辈作家已经达到的水准。

　　新的就是好的，新的就是对的，以新旧划线，结为阵营，一直闹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立四新”，为了新的发展壮大，旧的只能被摧枯拉朽，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结果是新的没有立起来，旧的也所剩无几，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所以现在才有人拿了假古董冒充真古董，或者拿了旧时的一鳞半爪冒充新的时尚来推销。这是二十世纪的诸多病症之一，有时甚至是被意识形态化了。鲁迅先生后来检讨自己的思想，认为是轻信了进化论的缘故。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人曾调侃似地说，我们被创新之狗追得连撒尿的时间都没有了，也是提醒我们不要轻信了新即好这样的逻辑。这倒不是说有了火车和飞机，我们还要学李白杜甫，非牵着头毛驴行走于世；也不必旧房子还有其审美价值，就一定拒绝搬进新房子；而以为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好就反对导弹和飞机，那简直就是昏聩了。新的东西总有其可爱之处，我们大可不必因为恋旧而拒绝人类的文明新成果。

　　不过，世间万物能被新旧所区分，一定和现代的时间观念联系着。有学者指出，在基督教的世界观中，世俗时间是被创的，是由前后承续的瞬间构成的，所以，直线成为描述时间连续性的最佳图像。在这里，时间第一次并将永久地以一条直线从过去经过一个被称为现在的点向未来延伸。随着启蒙运动的出现，特别是由于启蒙运动后所发展出来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使西方获得了世界化的权力，它的时间观也进而影响到西方以外的世界。

　　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异一直是相对的，它们之间的分界一直也是不固定的。但随着线性时间的胜利，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明确，甚至成为我们价值选择的一种标准。所以说，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涉及到世俗生活的真正本质，它的影响不断从科学与哲学中体现出来，构成了文化普遍主义的基石。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程度取决于这种对时间的意识。也就是说，时间已经成为西方人征服世界最有效的手段，它给非西方带来的变化，比任何军事力量、商品经济都要有力得多，深刻得多。我们那么爱用“新”来描述一个时间段，比如“新时代”、“新时期”、“新阶段”、“新千年”甚至发展到在“新”的前面加上“后”，以示其后来，也就是更新，正是这种时间观影响到我们的表征之一。

　　如果回到我们的文化传统，时间是混沌的，新旧是共生的，一元复始，万物更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恋旧和趋新又有什么区别呢？不幸的是，回到传统的路已经淹没于历史的荒原，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未来充满了未知的恐惧，而过去又因为疏远而显得异常陌生，我们只能试图抓住自己的现在。海德格尔所写《存在与时间》，就是要指出现代人的这种处境。对海德格尔来说，诗思乃回家捷径。有人说，此路与老子之道暗通。其中所蕴涵的思想，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上一篇]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