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对拆城墙在公开场合坚决得很，可在底下和我们搞规划的人谈时，说要慎重。主席说要拆，他当然公开得说拆，但他又问我们：历史上北京发过大水没有？城墙起过作用没有？城墙可以利用起来吗？比如在上面修高架铁路、搞交通等，能不能搞个规划？就这样，我指挥做了规划方案。

　　彭真还说，如果非拆不可，能否保护城的四个角，能否把城门楼保留下来？只拆一部分 ，把城里城外连起来就可以了，留下四个角，让后人知道城墙的位置？

　　关于城墙，主席说这是皇帝老子怕农民造反的，要这些干吗？主席对旧东西是有看法的。

　　拆城墙这件事，从解放至今，一直有争论，大家都动感情。甚至有人说，毛主席搞“文革”错了，拆城墙也错了！为什么不做结论：拆城墙也错了？

　　我认为拆错了！可以打几个豁口，但城门楼应该保护。

　　当年都市规划委员会道路组组长郑祖武，在50年代中期，做了一个保留城墙、在护城河外建设二环路的规划。后来，他又奉命研究如何利用城墙并加以保留。

　　1995年4月26日，郑祖武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道：

　　拆城墙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据主张拆城墙的专家说，解放军见了城墙就恼火，因为城墙死了多少人！陈干就不止一次这样说。两年前西安开会讨论保护城墙的问题，兰州一位老专家，叫任震英的，就说北京的城墙拆错了。陈干说，西安的城墙应该保，但北京应该拆，解放军为城墙死了多少人？这个说法在当时也有一定道理。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既无拆城墙的想法，也无保护城墙的想法。50 年代，我做二环路的规划，在距城墙以里30米处建房，如新侨饭店就是。我就向里划了30米红线。城墙外怎么办？城墙与护城河有一定距离，大约是三四十米，有的地方也只有一二十米，过了就是护城河。为什么不在护城河以外修路呢？我们是要在那里修快速路的，那个位置是需要路的。在这里修路，就可以在出城门的桥下面挖下去做立交，这很节约。于是，我们在这以外几十米划了红线。当时苏联专家斯米尔诺夫、勃得列夫也认为这是对的，他们都同意。1954年、1955年，这个规划就部分实施了。

　　这表明了我对城墙的态度。我虽然没有拆城墙的想法，但按照我做的方案实施，城墙自然也就保下来了。

　　后来要拆城墙，我也没什么反应，领导说要拆就拆。后来市政府也决定了，毛主席说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时候，毛主席说话是非常有组织性的，从战争年代过来以后，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和觉悟都很高。

　　过去我是从工程角度来考虑修滨河环路的，我也不是很爱城墙。但我想，这玩意怎么拆得完？多少土方量？也不是一句话就拆得掉。

　　“大跃进”期间，大伙儿拆城墙取土取砖，那时是极左高峰，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大约是1963年、1964年，郑天翔让我研究城墙的防水问题，让我查历史上北京被永定河淹过几次，城墙起过多大作用。我还真找到了一个史料，表明一次城墙防住了水，城门打不开了，后来还是用大象打开了城门。那时市里有一个想法：能不能利用城墙剩余的部分挡水防水？

　　1964年，又让我做城墙上走车的方案，这被叫做“高台方案”。但是第二年修地铁，要从城墙直挖下去，“高台方案”也就没有了意义。

　　“文革”期间，有不少人贴了我的大字报，批我搞“高台方案”是想恢复城墙。其实，我并无保的意思，但按照50年代我做的滨河环路方案，城墙也就保留下来了。

　　当年在北京市委负责城市建设工作的郑天翔，在1989年对拆除城墙一事作了这样的回忆：

　　城墙和城门楼是北京城最显眼的标志，要不要拆除或怎样拆除，争论很大，问题也很复杂。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随后的实践表明，为了疏导集中的交通流量，在交通要道道口还需要设置大小不等的转盘，证明环绕城门楼可以建造成交通干道的转盘，采取适当措施，城门楼不会妨碍交通。因此，我们在规划总图上对城门楼明确予以保留。城墙封闭了城内外的联系，决定拆除；但对于是全部拆除，还是保留四周的城角，或者是拆到底改建为环城路，还是拆到一定高度改建为立体交叉的高速干道等等问题，都需要做进一步研究。因而，1958年虽有过拆城墙的指示，研究结果还是暂缓行动。崇文、宣武城门楼是在修地铁时拆除的。朝阳门城楼有坍塌危险，当时又无力修缮，1956年拆下来，材料一律保存。十年内乱中，在拆除城墙时，除正阳门、前门箭楼、德胜门外，其余各城门楼通通被拆除。古城风姿，为之减色。

　　“大跃进”结束之后，全长39.75公里的北京城墙的状况，正如郑祖武所言，“外城拆完了，内城剩下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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