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完了。妈妈向我解释说如果我跳过一年级的话，在我的学校生涯中我将永远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学生（懒惰和快餐的功劳证明她预见有误）。向爸爸求情是徒劳的，因为大部分有关教育的决定他都留给致高中毕业演说词的妈妈来做。我极力争辩说如果我被送回到一年级，会让人以为我在二年级的第一天就考了不及格—我很可能得向那些逼问我的一年级笨蛋们浪费口舌解释，而当我甩掉他们时心里是那么得意洋洋地说：“再见了，笨蛋们！”但是妈妈不予理会；直到那时我才明白穆尔妈妈比院长嬷嬷更有权威。

　　第二天我决定无视父母让我回到一年级的决定。早晨上课铃响之前，所有学生都必须在学校外面跟班里的同学一起排队，然后鱼贯而入。挑衅的我静静地站在了二年级那一排，我祈求上帝让那些修女们眼睛都瞎掉，看不见我站在哪里。上课铃响了，没人发现我。二年级这排已经开始动了，我就这么跟着走了。好的！我想。如果我能成功的话，如果我能走进二年级教室并坐到座位上去，就没有人能把我从那里拉出去了。眼看我就进了楼门，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衣领。此人正是修女琼·凯瑟琳。

　　“我想你站错了队，迈克，”她坚定地说，“你现在应该又是个一年级生了。”我抗议：我说是我父母“搞错了”，还说什么“其实他们并不是我的亲生父母”，诸如此类。

　　接下来的12年我总是全神贯注地坐在班里做我自己的事情，并设法弄个不及格好被开除。我在四年级的时候创立了地下校报，被查封了，六年级时我卷土重来，又遭同样厄运。八年级时我不但重振旗鼓，而且说服嬷嬷们让我为班级的圣诞演出做编剧。该剧是有关老鼠侵占教区大厅的故事，它讲述了全国的老鼠们是怎样突袭圣约翰教堂的大厅并在那举行年会的。但牧师终止了它的上演，并封了校报。

　　我和朋友们被告知改唱三首圣诞颂歌以及在谢幕时禁言。我串通班里一半的学生上台后不出声。于是我们站在那儿拒绝唱圣歌，无声地反抗学校的审查制度。到了第二首的时候，大多数的反抗者被观众席上父母的严厉表情所威胁而加入了合唱。唱第三首时我也停止抵抗随着大家唱起了“哦，圣洁的夜晚”，我发誓等到来日一定要找回场子。

　　众所周知，高中是心怀仇恨的成年人用来对孩子们进行病态虐待和惩罚的场所，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像孩子们那样享受无忧无虑的生活和整日鬼混了。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释这残酷的四年—残忍的批评，肉体的折磨，和只有你没做过爱的信念。

　　一进入这样一所公立高中，我就把对圣约瑟嬷嬷们压制的不满抛到九霄云外；她们突然间都变得如同学者和圣人。现在我走在一个有两千多个房间的走廊里，其中有些供人合住。那些不求世俗回报的修女们献身教学的地方对于公立高中的掌门人来说只意味着一个使命：“像去抓狗那样追捕那些小讨厌鬼，然后把他们关起来，直到我们将他们的意志消磨殆尽或是可以用船把他们运到胶水厂去。”做这个，不许做那个，把你的衬衫塞到裤子里，不许笑，你的通行证呢？这个不对！你—关禁闭！！

　　一天放学回家后我拿起报纸，看到头条上写着“第二十六修正案通过了—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下面是另一个标题：“学校董事会主席将退休，准备竞选吧！”

　　哼。我打电话给县政府职员。

　　“嗯，我再过几个星期就18岁了。如果我有选举权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参加竞选？”

　　“让我想想，”那位女士回答。“这可没有先例！”

　　她很快地翻了翻什么文件后回到电话旁。“可以，”她说，“你能参加竞选。你要做的只是收集20个签名并把你的名字写到选票上。”

　　20个签名？这就行了？原来竞选公职这么简单。我搞到了20个签名，递交了申请，便开始了竞选运动。我的竞选纲领是什么呢？“开除高中校长和副校长。”

　　当地的5个成年人害怕一个高中生真有什么手段开除那些用木板打过他的学校管理人员，也去拿了申请表，在选票上写了自己的名字。

　　结果，那5张选票被这5个大人均分—而我赢了。我得到了18～25岁选民的每一张选票（尽管这些人中有许多不会再参加投票，但他们也会津津乐道曾把高中时的管理人员送上了刑场）。

　　选举获胜的第二天，在学校走廊里遇到副校长的那一刻，我衬衫的下摆骄傲地挺在外面。

　　“您早，穆尔先生。”他简单地打招呼。就在前一天我的名字还是“嗨—你。”

　　现在我是他的上司。

　　我在校董事会获得席位后的9个月中，校长和副校长相继递交了辞呈。这是被迫下台时人们挽回面子常用的策略。几年后校长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我认识这位校长先生好多年了。我八岁的时候他曾让我在他家附近的池塘里溜冰和玩冰球。他仁慈慷慨，想到我们中可能有谁需要换冰鞋或是想取暖，总是为我们留着他家的房门。几年后，有人请我去一个组建中的乐队演奏贝斯，可我没有贝斯，他便让我借他儿子的用。

　　我写这些是想提醒自己所有人本质上都是好的，让自己不要忘记，这个后来与我有严重争执的人，曾给过我们这些冻得发抖的小毛孩一杯免费的热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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