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刊》，2000年1月。

　　千年是一个欧洲事件。它是标志欧洲而不是亚洲日历的重要转折点。在上一个千年转折的999年，欧洲社会在黑暗之中衰败不堪，没有任何飞速前进的希望。但是，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将人类文明带入到了科学技术先进、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高度。如果欧洲没有这样的飞速发展，那么包括亚洲在内的大多数人类，将依然停留在封建时代。可以称刚刚结 束的千年为欧洲千年。欧洲人有充分的理由欢呼这个历史性时刻。

　　对于亚洲人而言，这却应该是反思的时刻。一千年前，亚洲社会看来更有前途。中国正在经历宋朝的荣光。当时世界上最大且最繁忙的城市是东南亚的吴哥窟。尽管具有前景美好的环境，但是亚洲社会还是衰退了。它们丧失了整个千年。即便现在，也只有一个亚洲国家已经完全赶上了欧洲，那就是日本。

　　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警醒亚洲人：在历史上，他们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刻开发其潜力，与此同时，激励他们更勇敢地实现其抱负和期望。如果他们共同行动，亚洲社会可能会再次笑傲群雄。

　　但是，走出昏睡的千年并非易事。亚洲人需要询问自己几个严肃的问题。本文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千年开启之际，如何看待亚洲应该追问自己的几个问题。他们如何丧失了一个千年？他们还会失去下一个千年吗？在新千年里，他们必须应对的挑战是什么？为《亚洲周刊》纪念新千年而撰写的本文试图清楚地说明亚洲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

　　“在这个历史性时刻——欧洲的优越地位正在如此迅速地走向终结，亚洲正在壮大和复活，因此20世纪的主题注定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全方位的冲突——未来将转向太平洋，理解任何问题必须以此为出发点。”

　　亚洲必胜信念大约从1995年开始？不！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说是1935年。亚洲显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区域。它已经丧失了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甚至第二个千年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以及后来的美国在人类发展进程中遥遥领先，它们对全球进行了殖民统治并支配着世界经济。但是在上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形势看来是非常不同的。中国在宋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世界上最繁忙的城市出现在东南亚的吴哥。印度和阿拉伯社会在学习方面领先于欧洲。亚洲的前进脚步延续了几个世纪。从此以后，在过去50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亚洲社会停止了学习的进程。

　　为了避免丧失下个千年，亚洲必须恢复已经中断几个世纪的学习过程。他们应该无情地分析其历史。比如，他们必须懂得为什么如此之多的亚洲国家遭受了小小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问题出在哪儿？他们必须深入了解西方的优异之处在哪里。许多人确信欧洲的成功纯粹是在物质因素方面，即它在过去500年科学技术的主导地位，欧洲的精良武器征服了庞大的亚洲大众。但是，仅仅考虑“硬件”而无视推动欧洲社会发展的“软件”是错误的。错误地吸取教训可能要比完全不吸取教训糟糕得多。在历史进入新千年之际，正确地吸取教训更加至关重要。变迁的频率正在加速。只有具备竞争优势的社会才能取得更快的进步，而没有如此优势的社会将会更快地落后下去。

　　找到合适的“软件”并不难。成功的社会就会存在这些“软件”。好的表现是可以观察到的。为什么不全盘照搬？毕竟亚洲已经这样干了，并因此改善了“硬件”。但是，即使成功的社会也不会理解真切的“硬件”会促进他们的成功。通常以良好的动机，给发展中世界的建议是极为简单的：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民主和自由市场。力图不断转型到民主政体的社会，其中包括主要大国，总是难如人意。没有建立正确制度框架而尝试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那些社会同样如此。更深刻的原则可以解释发达社会成功的原因。像我这样的短文当然不能给出所有的答案。但是，我将提出可能找到的成功“软件”的三个主要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精英治理”。当欧洲19世纪摧毁封建主义的时候，贵族统治为精英政治所取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要素是“创造性毁灭”，它孕育了一批新的精英。民主为清洗旧势力提供了制度过程，新的精英阶层相应艰难地诞生了。因此，资本主义和民主并不纯粹是其本质目的（即使他们的意识形态崇拜西方理念）。在大多数时间里，这同样是激发新才智，同时避免旧式势力影响的功能性工具（旧势力是亚洲失败的主要原因）。如果每个亚洲社会允许最好的观念存在和发展，亚洲就会较好地起飞。但是，保守的社会政治力量拒绝变革。大量的亚洲天赋遭到浪费。

　　全球化可能会在保守力量衰败的地方取得成功。新兴的经济力量正在亚洲艰难前进，并激发出聪明才智。超过一半的美国50万外国留学生来自亚洲。美国大学教育系统是最先进的精英教育体系。亚洲人在这里的成功显示亚洲具有与世界分享的最大人才资源库。从表面上看，这对亚洲是有损失的。大多数亚裔学生毕业后不会立即返回亚洲。但是，最终他们会回来的。中国台湾的经济成功就得益于留学生。印度软件业的高速成长同样得益于“流失的智囊”的回归。从银行业、咨询公司到富有活力的信息技术新企业的跨国公司也在吸引并培养亚洲人才。这些人才是垂死的亚洲社会复兴的催化剂。

　　第二个原则是“和平”。当然，在欧洲成长期间，和平至少是重要的基础。欧洲发生了两次你死我活的战争，在这些愚蠢无知的战争中，许多最好的欧洲理念遭到遗弃，因此他们抛弃了几个对抗的世纪。两次大战的一个简单解释是精神与物质环境之间相关的时间间隔。20世纪上叶，即使战争工具对其权力的削弱越来越显著，将战争看作追逐权力的合法工具这样的封建理念残余在欧洲依然还大有市场。荒谬的是，核武器的出现可能最终打破了这个时间间隔。

　　包括许多主要政策制定者的理念在内的亚洲观念还是停留在封建时代。他们将国际关系看作是一场零和游戏。但是，他们必须吸取战后日本和德国已经吸取的教训：应该和平地追求权力和繁荣。如果其领导人认识到和平是现代世界追求增长和繁荣的根本条件，那么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政治活力将更加如意。战争赶走了投资者，封杀了人才。和平却能取得相反的效果。在任何两个亚洲大国之间，仅仅一场大战就能使亚洲后退到19世纪。邓小平曾经指出，应该由未来的人们来解决今天的领土争端，亚洲的确应学习这位智者的至理名言。

　　第三个原则是“诚实”。这听起来有些陈腐可笑，但是这是关注亚洲最不体面的腐败的礼貌方式。成功的社会拥有一批发挥积极作用的精英。他们对社会的付出要大于他们的所得。失败的社会则有许多腐败的精英。即使像蛀虫一样苟且偷生，他们也是本性难移。亚洲的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都存在腐败现象（其他社会同样如此）。为了有效地根除这一丑恶现象，法制就必须有力地嵌入到亚洲社会。因为很难证明它，像费迪南多·马科斯这样最惊人的案件例外，因此腐败的确是一个害处多多的问题。腐败在各个层面上繁衍，而其危害并不纯粹体现在经济方面。腐败的危害也体现在社会和精神方面。腐败现象孕育了玩世不恭和自我觉醒，这就导致了亚洲沉沦的恶性循环：什么时候才有变革的希望？为什么不试一试？

　　这里提出一点亚洲必须与之妥协的最可怕的事实。亚洲并未因为殖民主义而衰退。他们也没有因为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力量而衰落。外部原因只是外部的，通常也是良性的。在过去500年里，亚洲落后于欧洲的真正原因十分简单，那就是，亚洲人自己造成了亚洲的落后。

　　但是，我不想悲观地结束本文。亚洲还有变革的希望。全球化将在亚洲产生新兴的精英。这同样也会加速亚洲变革的速度。大量的亚洲人正在国内外接受各种教育。信息的全球传播扩展了亚洲人的视野。“无知的面纱”正在揭开。新的学习过程已经开始。所有的这些力量将为亚洲社会创造一个新机遇。但是，亚洲社会必须接受的一个教训是如何创建、贯彻并维持合适的“软件”：精英治理、和平以及诚实（即MPH，在急速变迁的时代，这也许是一个好的、能够记住的缩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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