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9月，国际战略研究学会在温哥华召开了第36届年会，我在那次会议上做了一次公开演说。那次会议把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战略思想家们都召集到了一起。在那些思想家的头脑里始终存在一个天然的假定，那就是在战略理论和实践方面，欧洲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前列。这些领域里最关键的概念和范例都是由欧洲创造的，世界其他地区最好的办法是仿效欧洲的成功经验。然而我的演说却从两方面使听众们受到震动：第一，我提出亚太地区比欧洲有着更优越的安全观念；第二，我认为太平洋地区的发展道路也许能够为广大战略思想家们提 供一种可供选择的世界观。显然，我在大会上听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当这篇演说的摘要在《外交事务》和《生存》上发表之后（两篇文章的题目分别是“太平洋道路”和“太平洋动力”），它们获得了更为友好的回应。时任澳大利亚外长的埃文斯告诉我他已经在发言中多次引用我的观点，其中最突出的观点是：在亚洲和美洲文明融合的过程中，亚太地区将释放出一股具有爆炸性的创造力。

　　六年之后，我提出的这个论题经历了严峻的考验。1997—98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这场危机给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西方思想家们普遍认为伴随着权力动荡的经济危机通常会导致战争，就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一样。

　　今天在亚洲舞台上所发生的权力动荡比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更大的规模，同时这个舞台上也布满了地缘政治的条条虚线：俄中关系，日中关系，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关系，更不用说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关系。

　　为什么这个地区在经历过严峻的危机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和平？为什么这种紧张状态没有重新出现？对此我不得不承认，在我写作那篇演说稿六年之后，我更加坚信我当时所提出的有关“太平洋动力”的主张。事实证明我的观点并没有死亡，它是有生命力的。然而，持怀疑观点的还是大有人在。大多数西方战略思想家坚持认为亚太地区仍像是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只有时间会证明谁是对的，看在儿孙们的面子上（如果我有的话），我希望最后持有正确观点的人是我。

　　21世纪将会出现一场介于“大西洋动力”和“太平洋动力”之间的争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大西洋动力”主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如果我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太平洋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发展推动力的中心，因此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战略分析家们将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的概念和假设，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21世纪将会成为独特的世纪，因为世界上将会出现三大权力中心（欧洲，北美和东亚），这和只有两个中心（欧洲和北美）的20世纪以及只有一个中心（欧洲）的19世纪是不相同的。在以往的几个世纪里，欧洲的确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它把世界上大部分领土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动摇了其他帝国的根基（包括中国，日本和伊斯兰世界），同时通过移民的方式占有了其余的大陆空间（北美和澳洲）。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甚至随后发生的冷战从本质上说都是泛欧洲的争斗。与此相反，东亚对本地区之外的事务几乎毫无影响。

　　如果战略分析家们不能从欧洲中心观中解放出来，对于欧洲和世界来说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有其辉煌的时代，欧洲也曾经为整个世界的前进贡献了巨大力量，然而今天的它已经精疲力竭了，其他地区推动世界进程的时代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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