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谈到了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的威胁。自从世贸大厦被恐怖分子袭击后，美国人也开始患上欧洲人关于伊斯兰主义的妄想症，把伊斯兰主义看成是徘徊在基督教文明之上的黑暗势力。当我们想到穆斯林们每天都被提醒着自己的弱点而西方世界却越来越害怕伊斯兰主义时，我们就会觉得西方世界的恐惧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亨廷顿说：“伊斯兰主义的边境是血腥的。”但是在一切穆斯林和亲西方势力的冲突中，穆斯林（不管是阿塞拜疆的、巴勒斯坦的、伊拉克的，还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都是失败的一方，而且败得很惨。伊斯兰世 界是如此的不统一以至于它无法联合成一股力量。

　　奇怪的是，尽管有对伊斯兰世界的毫无理由的恐惧，西方世界看起来却几乎是故意朝着一条旨在激怒伊斯兰世界的道路前进。西方世界反对缅甸、秘鲁或者尼日利亚的集权政体，但容忍阿尔及利亚的集权政体。这种双重标准是有害的。波斯尼亚的集体仇杀制造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但强大的欧洲国家在面对发生在他们眼前的种族屠杀时却无所作为。这揭掉了西方世界道德权威的伪装（这种伪装是西方在近代发挥良性作用留下的遗产）。因为很少有人能够相信，一旦穆斯林的炮弹落在萨拉热窝或者斯雷布雷尼察的基督教徒身上时，西方世界会保持同样的沉默。

　　很少有西方人了解，他们的政府和领导人加剧了生活在伊斯兰和儒教文明下的20多亿人中的骚乱。令西方人心生恐惧的两个亚洲游牧民族形象——穆斯林和蒙古人（这两股力量确实在过去入侵过欧洲）仍储存在亨廷顿的记忆中，但亨廷顿假定另一种儒教和穆斯林反西方联盟的存在。事实上，美国出售军火给沙特阿拉伯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同理，中国卖军火给伊朗也不说明这两种文明之间存在联合。两者都只是机会主义的举动，并不建立在天然感情相通或文明联盟的基础上。所以暗示儒教和伊斯兰之间存在联合的最大失误就在于模糊了这两种力量所构成的挑战之间截然不同的本质。伊斯兰世界要实现现代化还困难重重，直到那时它才有能力在西方世界制造不安。而东亚包括中国正准备和西方并驾齐驱。事实很简单，东亚和东南亚与西方相处得更和睦。

　　缺乏与伊斯兰主义或中国灵活相处的战略反映了西方世界的一个致命伤，即它无法适应文明相对力量的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存在是亨廷顿在书中极力证明的。如果把他文章中的两个关键句放在一起看，我们就能解释问题的本质。第一句话是：“从文明政治的角度看，那些曾经被西方殖民主义被动地卷入历史的非西方文明的民族和政府，如今已经和西方一起参与推动和改变历史了。”第二句话是：“实际上，西方正在运用国际组织、军事力量和经济资源主导世界，以继续维持西方优势，保护西方利益，推行西方政治和经济上的价值观。”这两种心态的结合是灾难产生的原因。

　　简单的算术就能证明西方人的荒谬。西方世界有8亿人口，而非西方世界则拥有47亿人口。如果是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没有一个西方社会会接受15％的人为85％的人立法。但是在国际舞台上，西方人就想这么做。

　　悲惨的是，当第三世界能帮助西方彻底摆脱经济不景气时，西方却背弃了第三世界。1992年，发展中国家美元输出量的增加幅度比北美、欧盟和日本加在一起都要大。美国出口增长的2/3流向了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世界不但没有通过乌拉圭回合谈判鼓动这种全球性的增长，反而打击了这种发展趋势。它试图构建而不是拆除壁垒。法国总理巴拉迪尔试图为这种行为辩护，他在华盛顿直率地说道：“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怎样组织起来保护自己。因为那些国家会利用他们的低成本迫使我们降低商品的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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