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夏天，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事务》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西方知识界对这篇论文的反应有点自相矛盾：一方面，大部分学者对其加以公开谴责和否定；另一方面这篇论文激起的辩论恰恰说明亨廷顿的观点在西方人心中引起了共鸣。当《外交事务》邀我写一篇公开评论时，我认为有必要再阐述一下以下这个事实，即尽管西方世界认为他们正受到来自外部的威胁，但实际上外部世界更有理由担心来自西方的威胁。当然，如果今天让我再重写一次这篇评论，我会基于后知后觉删去其中一些比较尖锐的观点。

　　我是在1993年写这篇文章的。那时，美国经济还没有起飞，而亚洲经济欣欣向荣。这个背景解释了我文章中的自信基调。

　　7年之后，亚洲经济处于1997年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欧元也不景气。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美国经济在继续打破各项记录。这番景象是我在1993年时不曾预见到的。

　　但难道这意味着我在文章中给出的那些长远问题的答案因此改变了吗？恐怕还没有人能对以下这个问题做出实实在在的肯定回答吧！即西方世界是不是已经具备了适应亨廷顿所阐述的“文明相对力量变化”的能力？

　　我的文章强调的是非常简单的一点，即从培养一种可行的长期战略以应对实力相对变化的角度讲，没有谁能比西方世界从中获利更多。虽然西方世界时不时做出一些明智的决定，如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但是从总体上来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主要战略家尝试制定一套全球策略来应对变化后的新世界格局。这一直是西方战略思想中的一个严重缺陷。我的文章就旨在指出一种不同世界观的存在，而且做到了这一点。

　　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着对未来的深深忧虑。对西方会像过去四五个世纪一样继续主导21世纪的自信正让位于一种不祥的预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出现，东亚的崛起以及苏联和东欧的解体对西方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一种被围困的情结由此产生。在这些麻烦的包围下，萨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注定会在西方人中引起共鸣。因此，当很多西方人得知外界对西方世界（特别是一个受伤的西方世界）的恐惧比西方世界对外界的恐惧更大时，他们感到很惊讶。

　　亨廷顿是对的：各个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当世界历史的构造像今天一样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发生改变时，每个人对这些改变的看法就受各自立场的影响了。这篇评论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提醒西方观众关注非西方世界的观点。

　　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西方世界的退却。目前还没有什么能替代西方世界的领导，特别是美国的领导。美国突然取消对中东或太平洋盟国的支持，有可能会引发没有人愿意看到的大规模动荡（虽然这种可能性比较小）。西方的退却可以和西方的统治一样危害不浅。

　　从任何历史角度看，现今的西方主导时代（特别是在美国领导下）都一直发挥着良性作用。人们不愿想像，如果是纳粹德国或斯大林式的苏联在所谓的20世纪“西方内战”中获胜，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矛盾的是，西方主导的良性本质同时也可能是很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今天的大多数西方决策者，因为在西方主导世界的时代里成长起来，因此想像不到他们的言行会导致罪恶而不是益处。西方媒体加剧了这种盲目。大多数西方记者带着西方人的假设去观察其他国家。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在他人眼中不是仁慈的化身。美国有线新闻网（CNN）不是解决之道。在全球同时传送同一画面会激起敌对意见。当巡航导弹袭击巴格达时，西方人鼓起了掌。但生活在西方世界以外的人看到的却是一个无论怎么说都充满危险的信号，那就是西方世界会毫不迟疑地“惩罚”非白种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但不会把矛头对准白种的塞尔维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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