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1992和1993年，柬埔寨人民迫切地希望和祈祷危机四伏的联合国和平计划能够成功实施，并将其从20余年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成功地执行和平协定。如果失败，就剥夺了柬埔寨人摆脱几十年苦难的最后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柬埔寨人民可以提出许多问题。为什么在波尔布特健在且对柬埔寨人民影响甚微之时，西方要发起针对波尔布特的凶猛斗争，将这个人丑化为像希特勒和斯大林一 样的最大历史恶棍？即便在西方的观念中这是20世纪悲剧最强烈的信号之一，即便在西方主导全球时，为什么柬埔寨问题的解决需要如此之久的时间？当西方公民和媒体对柬埔寨悲剧如此焦虑之时，为什么西方政府如此困难地援助联合国和平行动？更让人惊奇的是，在西方刚刚宣布战胜共产主义的历史时刻，两个资金充足的柬埔寨政治力量依然是共产党：红色高棉通过开发拜林的钻石矿产，在金边的云升政府通过腐败的方式而筹措金钱。为什么两大非共产党政党在西方筹措必要的经费如此困难？根本不关注这些斗争的后果而支持拥护，其道德价值观是什么？这样的事情可能不是第一次发生的。再次引用一下马克斯·韦伯《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中的一段话，“如果……在信念的战争中首先追求终极目的的纯粹伦理，然后追求根本利益，那么这些目标可能会遭到破坏，并很难取信于人，其理由是缺乏承担后果的责任，演员对进入舞台的魔鬼一无所知。”

　　或许西方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答案是停止其为柬埔寨人民寻找道德上纯粹的解决方案，而集中精力确保联合国和平协定得到有效和全面的执行。当西方这样做时，柬埔寨就能从20世纪的悲剧象征很好地转向希望的象征，西方的道德良心也能得到充分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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