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些主要的问题遭到了大众的歪曲，但是1991年10月还是达成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全面和平协定。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在这个20世纪最大的历史讽刺之一里，所有试图利用柬埔寨这个人质的人失败了：苏联、中国和越南，在1991年后期之前，没有人需要维持对柬埔寨影响的麻烦事。解决方案是智慧而简单的协定。为了“保全脸面”（亚洲人的要求），没有承认任何主角为胜利者。建立了一个高级国家委员会以代替柬埔寨领导地位的两个申请人，充当国家主权名义上的合法单位，但是实权掌握在联合国管理机构手上，该机构管理这 个国家直到举行了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和平协定签署后，停火就业已生效。柬埔寨所有的军事力量将被重组，70%的军事力量最终将被解除武装。外部军事援助将终止。最重要的是，没有柬埔寨人投票赞成红色高棉（现在和以前的干部），自由公正的选举有效地阻止了红色高棉重返权力舞台。红色高棉也面临了其他东南亚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一样的命运：筋疲力尽的力量在丛林中衰退。

　　和平协定是一个很好的进展。签署后不久，东南亚历史就揭开了新的篇章，长期分裂的东盟和印支开始了重新协调的进程。该地区每个国家都支持这种新趋势。但是，协定签署之后，柬埔寨人民发现他们又一次成了西方矛盾的牺牲品。

　　根据和平协定的安排，红色高棉的两个代表于1991年11月到达金边。但是迎接他们的是有组织的抗议和示威。暴力冲突完全失控。红色高棉代表之一的乔森潘差点被吊死。在这次事件的报道和分析中，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声称这是反对红色高棉的自发示威，他们没有去问一下这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个饱受战争和镇压创伤的国家，如何突然发生了自发的示威活动？报道的焦点集中在红色高棉可能再次统治柬埔寨人民是何等的可怕。比如，《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1991年12月1日，星期天）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忘记那些被谋杀的人民。这正是柬埔寨人民不能，也不愿做的事情。这是值得称赞的。”这些文章不会也没有报道事情的真相：云升政府试图破坏和平协定，因为他们对投票箱也同样充满恐惧。红色高棉赢得联合国监督下的大选是非常困难的，但是云升政府同样如此。

　　幸运的是，几个月后，这个特殊事件真相大白了。《纽约时报》的全面分析揭示了云升政权在整个事件中是如何精心策划的。这篇文章指出，“柬埔寨人民完全有理由怒火冲天地攻击红色高棉，与此同时，客观事实是柬埔寨没有任何事情是自发发生的。”在乔森潘返回金边前一天，云升政府的内务部拟订的布告散发给金边大学的学生，要求他们举行游行示威反对红色高棉代表抵达金边。当攻击乔森潘的行动发生时，实际上只有20或30左右操着越南语口音的柬埔寨语的年轻人参与其中。现场的警察和士兵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这些攻击者。警察们不是阻止而是始终帮助这些人痛揍乔森潘。当时在场的几十个西方记者怎么会如此失真地报道这个事件？他们是害怕报道真相会对红色高棉有利吗？正如《纽约人》所指出的，他们怎能没有注意到示威活动有助于那些力图破坏和平协定的人，这对柬埔寨学生是显而易见的。只有《经济学家》（1991年12月7日，第14页）非常勇敢地指出，支持和平协定的人应该保证红色高棉代表团在金边的安全，直到大选举行为止。

　　危险的深刻已经过去了。红色高棉代表团返回了金边。希望柬埔寨和平的外部力量说服了云升政府停止其闹剧。联合国和平协定回到了正常轨道。但是，在和平协定最终在柬埔寨贯彻之前，其他诸如此类的危险局面还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在美国认为和平协定“赋予了红色高棉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以及该协定的成功“严重依赖红色高棉的合作”的情况下，一些美国众议员威胁要撤回对联合国和平计划的资助。其意图是从红色高棉那里拯救柬埔寨人民。但是，如果这些人真的切断了援助，和平计划将会泡汤，战争也会死灰复燃，红色高棉将会拥有如鱼得水的合适环境。此外，如果这些议员的想法实现了，对于柬埔寨人民而言，道德上的正确立场将会导致灾难。伊里莎白·贝克明智地提醒他们，1975年也是国会决定“削减美国对金边政权的援助，”其理由是这“将更迅速地在柬埔寨带来和平，”但是这直接导致了红色高棉的胜利。柬埔寨人民迫切地期望美国国会不要重复1975年犯下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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