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石之上跌落决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经历。我要对我的论述可能导致任何的心理不适深表歉意。但是，为了在一篇论文里实现这个目标，我不得不无情地简洁一些。为了撤除围绕在人权和新闻自由这些主题上的“圣牛”，我将罗列出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忽视、压制、或被视为无关或不合适的十大“异说”。如果这些“异说”具有任何的合理性，那么我希望这将使西方学者接受这样的看法，那就是他们并没有在这些问题上具有垄断性智慧或美德。当他们对非西方听众演讲时，应该保持更谦卑的态度。
“异说”之一：西方记者并不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督原则。 从加里·哈特到比尔·克林顿，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尊重新闻的传统，政治家婚姻问题的每个细节都是要公布于众的公共财产。但是，分享该传统的人并未感觉到，他们已经被耶稣的名言“让无罪之人投掷第一块石头吧！”所束缚。 就我在华盛顿短短的逗留而得到的有限知识看，同样失真的层面在国会或新闻媒体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存在。权力真是一剂伟大的春药。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要拒绝流向他们的各种诱惑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团体的行为被看作是不道德的，并遭到各种的质疑，与此同时，其他团体的行为则被视为隐私问题。但是在华盛顿设计的强弱次序里（就像任何其他部族社会一样），许多知名记者比国会议员享有更有效的权力。但他们还得面对各种不同层次的监督。 同样的不平等应用到了私人财务中。所有有抱负的政治家，甚至少数已经投身政治、为国服务的政治家不得不公布其每一美分的财富。华盛顿的记者拥有更为可观的财富，他们并没有感到有公布其财产的义务；他们同样没有感到澄清这一点的必要性，那就是，讨论一个有抱负的政治家的财产将怎样会增加其自己的财产收益。由于对部分人收入和财产的揭发，公共决策（包括游说者和新闻记者）将会在实际的决策者和寻求影响决策者的人之间的财产干预方面造成严重的失衡。虽然进行了这些合理的讨论，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制定了如此之多的不合理公共政策。 “异说”之二：权力堕落。西方记者在第三世界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堕落。 一个记者所珍视的最大神话是，他是一个受压者：为了揭示真正的事实，他就像一个通常要冒巨大个人风险的孤独行者，与强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搏斗。我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从不理解这样的神话。内阁部长、参议员和众议员、外交官和将军对勤奋工作的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打来的电话都做出了迅捷的回应。不是所有的强力官员在诱惑美国记者方面可与基辛格或詹姆斯·贝克相媲美，但是没有人敢对一个美国大报记者说“去死吧！”。这就像在朝廷之上对匈奴王表示异议一样令人不可想像。但是，新闻记者处于劣势的神话依然存在。 这个神话最悲惨的结果在发展中国家得到了体现。抵达第三世界国家首都的美国记者潜意识里总是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前置观念，那就是他坚信，他是一个即将与邪恶腐化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进行战斗的孤独行者。他绝对不会承认，他到达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首都，并具有19世纪殖民总督一样大的权力。东道国的政府忽略了这样的使者带来的危险。一般而言，在第三世界国家首都有影响力的西方记者可以请求会见总统、总理和外长。苍天不容啊！这些领导人应该拒绝他们，果真如此，西方的典型反应就是：“只要世界上的国王和总统经常接受《卫报》的采访（请注意我们最近对约旦国王进行了独家专访），有时在《卫报》上发表文章（如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我就对《卫报》不值得提出采访的表示感到好奇。我们毕竟是英国具有第二大发行量的国家日报。”（注意：这是一封真实信笺的摘录。） 在华盛顿特区的《印度时报》的一个记者提出互惠的要求，一个西方记者对此感到十分迷惑不解。他排除了互惠的建议，其理由是《纽约时代》是一家比《印度时代》更出色的报纸。他决不会容忍总理，即使是印度总理，会拒绝《纽约时代》的采访请求，这是因为这家报纸控制了华盛顿特区主要思潮的大门。《时代》的记者行使权力的美妙之处在于，他决不会承认他正在享受甜蜜的权力之果，因为他并没有明显的官方服饰。 “异说”之三：自由新闻可以充当社会的鸦片。 这个论点并不像马克思的格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样令人恼怒，但是首次说出这句话时，就像马克思的格言一样可能迅速地遭到质问。美国媒体对其挖掘政府、大公司和其他主要组织事件背后的事实真相这样的调查性新闻传统而自豪。他们绝对不会容忍他们是美国社会的鸦片这样的主张。但是，他们的确就是社会鸦片。 在过去的20年里，有两条平行的发展趋势。首先，美国新闻界变得远比以前更富攻击性。肯尼迪是最后一个受到温和对待的美国总统；他无节制的性生活已是路人皆知，但是并未得到公开宣扬。从此之后，没有人认为美国总统的所有事情是禁止传播的，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是处于广泛而紧密的监督之中。 这就是平行趋势。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坏”政府。林登·约翰逊觉得，他可以打一场战争，并在不增税的情况下建立一个好社会。这就导致了财政政策混乱的开始。理查德·尼克松的缺点与吉米·卡特的一样是众所周知的。在上一个12年里，两届共和党政府将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瑞士投资顾问让·安东尼·克拉马尔最近指出：“美国政府在150年中建立了1万亿美元的债务，而这个数字翻了四倍却只用了15年时间。美国拥有5.6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状况是难以纠正的。美国的消费者欠下了7万亿美元，公司5万亿美元，政府5万亿美元。”在新闻自由的国度，没有任何美国政治家敢于说出如此严峻的事实，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终止这种局势。其后果是不负责任的政府犹豫不决的思路以及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债务。同样的打击是一些最大的美国公司产生的同样麻烦，这些有名的大公司包括从前的好公司花旗银行、通用公司和IBM，它们无不处在新闻媒体的密切监督之下。 纵然时间充裕，要我在更富侵略性的新闻媒体与越发肆无忌惮的“坏”政府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做出论证，那是不可能的。二者之间可能只是纯粹的偶然联系。毕竟，美国媒介在揭露美国政府所做的荒唐事上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当事实上没有因此而产生任何变化时，美国媒体的所有揭露是否还是充当了建构事情正在进行的幻象的鸦片剂？ 可能还有自由新闻充当社会鸦片的更可怕的例证。美国人感到自豪的一大战后成就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政治解放。新闻媒体在这个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这些表面上解放的报道是否形成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基本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的幻象？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非洲裔美国人已经最终获得了平等的地位。大门已经打开，他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迈步进来。 著名的人权大游行举行30年之后，如果问一下一个普通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你们的生活是否比30年前好？”有多少人回答“是的”，又有多少人回答“不是”？罗德尼·金事件后所发生的大规模骚乱说明了什么？或许讨论关于非洲裔美国人问题的30年已经被行动的30年所取代，这在不存在多少行动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幻象。美国新闻界所说的“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是否够了？，或者他们是否该问“我们为这样的失败做了什么？” 世界上自由新闻产生的如此理念是否想像了这样的问题？ “异说”之四：自由新闻并不必然导致秩序井然的社会。 西方的一个主要假定是好社会需要自由新闻以制止权力的滥用，新闻自由阻止了“坏政府”的形成，而缺乏新闻自由将导致更严重的权力滥用和“坏政府”的出现。 这些观点可能是非常正确的。自由新闻对好政府的出现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相反的结论可能也是不错的。新闻自由可能也会导致“坏政府”的出现。 这在东南亚就有令人遗憾的事例。迄今为止，在最漫长的时期里，在东南亚新闻最为自由的一个国家是菲律宾（马科斯实施军管法的时期除外）。但是，在促进现代化和经济进步方面，菲律宾同时也是东南亚最为困难的国家，这充分表明自由新闻不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和成分条件。 在判断什么处方有助于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这个问题上，印度和中国两国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实验。两国拥有世界五分之二的人口，也就是说，这个星球上每五个人中就有两个中国人或印度人。两国采取了迥然不同的政治道路。西方赞许印度的新闻自由，而对中国缺乏新闻自由感到不悦。但是，今天哪个国家发展得更快，哪个国家更可能首先实现现代化？ 最近的阿育亚事件（Ayodhya incident）说明了全球所有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新尺度。通过限制破坏清真寺的录像带的播放和传播，印度媒体试图控制情绪化的反应。但是现在许多印度家庭能够从外国新闻机构看到影像资料（通过卫星和磁带传送），这些外国媒体感到毫无理由进行社会、政治或道德的约束。兴奋地传送影像资料的机构决不会承担相应的后果。这些家伙安逸地坐在亚特兰大、乔治亚或香港，由于它们的电视播送而随后发生在印度的骚乱绝对不会波及到它们身上。遗憾的是，这些媒体并未停下来思考一下，假如它们通过严格自律而没有参与传播，它们是否已经拯救了其他人的生命？ “异说”之五：在报道非西方的事件时，西方记者受到了西方偏见和西方利益的制约。所谓“客观”报道基本上是虚假的。 让我引证三个主要的事实。第一，关于伊斯兰的报道。爱德华·萨伊德在其著作《报道伊斯兰》（Covering Islam）中指出： 让大多数研究伊斯兰的学者承认的最困难的事情是，他们作为学者的言行受到了政治语境的深刻而令人生厌的影响。虽然当代西方关于伊斯兰研究的一切弥漫了政治的意义，但是并没有伊斯兰著作的作者，无论是专家还是将军，承认他们所说的事实。尽管历史悠久的政治、道德和宗教关系在所有社会——西方的或伊斯兰的，关于外国人的，陌生的和与众不同的——都会体验到，但是客观性都被设想为关于其他社会的学理话语的本质。比如在欧洲，东方主义传统上与殖民机构密切相关：我们刚开始了解到的学者与直接军事镇压之间密切协作的内容既具有启发性，又令人沮丧。但是，书籍文章继续蜂拥而出，赞美西方学者的非政治本质、东方学者知识的硕果以及“客观的”专业判断的价值。与此同时，很少有“伊斯兰”研究的学者不是政府、不同公司、媒体的顾问或（甚至）雇员。我的观点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得到认可和重视，这不仅仅是道德原因，而是基于学术原因。 第二，美国媒体关于越南战争的报道。在美国新闻史上，有些人将这一重大事件看作是一个辉煌的篇章。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当美国大兵的尸体从越南运抵美国时，美国公众的情绪开始转向反战。美国被迫撤离越南。美国媒体有助于一个正当理由的产生，那就是美国正在扶持一个“坏蛋”（不老实、不道德的西贡政权和金边政权），而反对一个“好人”（富有献身精神和廉洁的北越或柬埔寨丛林游击队）。像《湖中战火》（Fire in the Lake）这样的赞颂越南革命的书籍成了美国记者的圣经。当最后一个美国大兵离开越南之时，美国记者感到满足和自豪。 随后共产主义在越南和柬埔寨的胜利暴露了革命的真实本质。柬埔寨集体屠杀的故事妇孺皆知，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难民丧生于南中国海。人类的悲惨遭遇不断恶化，而不是得到缓解。但是，没有美国记者愿意承认引用《湖中战火》或呼吁放弃西贡和金边政权的行为是错误的。只要美国记者通过拯救美国人性命的方式来实现重要的国家利益，他们就不会感到有重视其针对非美国人（越南人或柬埔寨人）行为的道德后果的任何必要性。 “异说”之六：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西方政府会与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统治者合作。 1942年8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时刻。丘吉尔悄悄飞抵莫斯科，给斯大林带来了一些坏消息：盟军还没有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斯大林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南希·索勒尔描述了那次会议： 意见不和在继续，但是昨天晚上丘吉尔前去告别时，斯大林的态度缓和了……丘吉尔打算推迟到七点告别。会谈和葡萄酒洋溢其间，在出现罕有的亲密气氛时，斯大林承认：即使战争的压力也难以与对农民强迫实行集体农庄政策的可怕斗争相比。数以百万计的富农被消灭。历史学家丘吉尔想起了柏克的格言：“如果我不能进行没有公正的变革，我就不会变革，”但是政治家丘吉尔总结道，战争需要统一，但最好不要公然从道德上进行解释。 这个故事引起了窃笑。丘吉尔是一个多么精明的恶棍！他的狡猾之处在于他不是用说教让斯大林生气。他与一个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独裁者交往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玷污其名誉。现在，不一样的演员面临了同样的布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波尔布特。从历史的视角看，他们可能相遇了，但他们当然没有蒙面。现在，试图描述一下可能的会见并试图发出窃笑。不可能吗？为什么？ 思考一下吧！认真思考一下，你会惊讶地发现：有思想和消息灵通的人民具有双重标准是完全可能的。如果避免玛格丽特·撒切尔和波尔布特之间可能会见的标准是“你不应该与集团屠杀的统治者进行会谈”，那么同样的标准也会禁止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会谈。正如英国哲学家R. M. 赫尔已经强调的，道德标准内在地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同意丘吉尔和斯大林进行会谈（因为，直到上几周，还没有任何历史学家谴责过丘吉尔，这肯定是普遍的情绪），那么标准可以修改为：“你不应该与集团屠杀的统治者进行会谈，除非存在减轻罪行的行为。” 这不仅仅是细微差别的变化。我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飞跃，下列故事包含的类比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一飞跃。一个男人遇见了一个女人，问她是否愿意为了100万美元而与他共度良宵。这个女人回答道：“100万美金，当然可以。” 男人又问：“5美金如何？” 女人愤怒地回答道：“你把我当啥？” 男人答道：“我已经确定了你是啥。我们只是在侃价。” 所有的那些原谅丘吉尔与斯大林会见但准备谴责任何人与波尔布特会见的人应归为女人的鞋子（逻辑上讲）。 在斯大林的例子上，英国的生存是利害攸关的大事，因此丘吉尔的行为是可以原谅的。在波尔布特的事例上，因为与他会见并不能服务西方任何可以设想的国家利益，也不会有减轻罪责的行为存在。因此，任何与波尔布特及其红色高棉奴才的接触都会遭到西方激烈的谴责。运用这个绝对的道德准则，其理由只是因为没有涵括西方的重大利益。柬埔寨人的悲剧是西方不会询问：如果西方在处理红色高棉问题时拥有丘吉尔应付斯大林时的灵活性，那么柬埔寨人民的苦难是否可以得到缓解？ 整个20世纪80年代，当几个亚洲国家的政府试图达成一个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可行方案之时（这将难以避免地包括红色高棉），但他们因为与红色高棉进行直接交流而遭到诽谤。美国外交官得到绝对不与红色高棉的代表握手的指示。 在过去的12个月，卡拉季奇及其塞尔维亚追随者所犯下的暴行（美国媒体的完整观点）可以成为将其归为波尔布特或阿明一伙的充足正当化理由。但是，西方外交官没有拒绝与塞尔维亚代表握手。西方人还有单一的标准吗？对亚洲还有另一个标准吗？ “异说”之七：在符合其利益的情况下，西方政府会愉快地牺牲第三世界社会的人权。 缅甸政权推翻了1990年该国民主选举的结果，并残忍地镇压了随后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缅甸因此遭到了西方的严厉制裁。亚洲国家的政府却因为没有积极配合西方的行动而受到指责。 阿尔及利亚政权推翻了1992年该国民主选举的结果，并残忍地镇压了随后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但该国却没有遭到了西方的严厉制裁。对于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亚洲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得到一个解释。 但是，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西方担心对阿尔及利亚的制裁会触发更大的政治动荡，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跨越微小的地中海涌入欧洲，这种考虑使得欧盟国家的政府采取了审慎小心的政策。尽管如此，当它们对缅甸实施制裁时，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批评亚洲国家的政府因为同样的原因、采取了同样的审慎政策。从任何角度看，双重标准都是明显的不道德。有多少西方媒体突出了这一点？ “异说”之八：西方以践踏人权为借口抛弃了那些不再能够服务西方利益的第三世界盟友。 冷战期间巴尔（Barre，索马里）、蒙博托（扎伊尔）和莫伊（肯尼亚）的“罪过”就像现在一样路人皆知。冷战结束时，他们并没有实现从“善”到“恶”的转换。但是，西方认为这些人在冷战期间值得支持的行为在冷战后却是不可接受的。 冷战结束的今天，西方的政府、媒体和公众一直在竭力表达他们最终有追求“道德”政策目标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令人满意是值得注意的。但是，他们一直都不承认，冷战期间的西方推行的是不道德的政策。没有任何人说明了利用和抛弃盟友是否光彩这个问题。 “异说”之九：西方不会承认追求“道德的”人权政策可能具有不道德的后果。 1989年8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巴黎国际会议结束时，当时的越南外长阮基石坚持：会议宣言应该呼吁反对集团屠杀政策和红色高棉行为的回归。所有的与会者都知道，阮基石并不真正关注波尔布特的历史记录。（的确，阮基石曾经犯了一个错误，他在私下对索拉兹议员承认：即便是越南官方的宣传，越南侵占柬埔寨并不是为了拯救柬埔寨人民。）但是，阮基石知道，作为巴黎会议参与方的红色高棉不会接受这样的提法。会议因此就会失败，这是越南需要的失败，因为他们当时并不准备放弃对柬埔寨的占领。由于担心阮基石将向西方媒体泄露这些内容，因此西方官员不敢挑战阮基石。与此同时，虽然可能已经给柬埔寨带来和平的会议遭到了破坏，但是在西方媒体的眼里，阮基石似乎是一个好人，因为这个家伙对红色高棉采取了强硬的立场。但实际上，在柬埔寨普通大众看来，西方反对红色高棉的强烈共识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伤害了柬埔寨人民。这是因为，这样就阻止了西方代表团揭露阮基石高调地破坏了和平会议的事实。从“善意”之中（西方媒体对波尔布特的谴责）迎来了“不幸”（和平会议的破坏）。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论文中所指出的：“作为一个职业的政治，”“……善意仅仅得自善意，邪恶仅仅得自邪恶。这不真实，相反的结论通常是真实的。这么说的任何人在政治上的确幼稚。” 西方代表团在巴黎会议上所做的道义上勇敢的事情是，站在西方媒体面前解释如果需要结束柬埔寨人民苦难的和平协议，就有必要纳入红色高棉的理由。在反对红色高棉的情绪如此强烈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西方领导人梦想这样做。这对道德哲学家而言就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矛盾，那就是，表面上的正确道德立场（比如，排除红色高棉）产生了一个不道德的结果：柬埔寨人民苦难的延续。 这决不是西方官方第一次面临的道德困境。马克斯·韦伯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伦理能够逃避事实，在大量的例证上，达到‘善意’目的取决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人们必须愿意为使用道德上含糊的手段或至少是危险的手段而付出代价……”遗憾的是，在我们所生活的“政治正确性”的时代，现有的西方政治家都没有采取如此政策的勇气，这是因为西方媒体对这样的勇敢精神会大加抨击。道德至上之中已经诞生了道德懦夫。 “异说”之十：在许多社会之中，侵犯了一些人权的有缺点的政府要比无政府好得多。 自从冷战结束之后，至少有两个民族—国家支离破碎了，这就是南斯拉夫和索马里。两国都有在冷战时期被利用的共同特征。其政府的罪恶在当时都得到了宽恕。当这些独裁政权以不同的方式惨遭抛弃时，最终结果是人民不幸的加剧。功利主义的道德说教者轻而易举地认为，有缺点的政府过去的状况是一个更好的道德选择，因为它带来的不幸更少。 西方接受这个意向的无能将在其他国家导致同样的后果。以秘鲁为例。这个国家正在漂向骚乱和无政府状态。藤森总统实施了紧急状态以制止如此态势的恶化。他本应该得到称赞，因为他为防止无政府状态而勇敢地采取了决定性行动。但是，因为西方认为，他的行动方式、暂时放弃议会制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西方根本就没有理睬他的行动对秘鲁人民的有益影响。为了极力维护其意识形态纯洁的形式，西方准备牺牲秘鲁人民的利益。 如果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惩罚独裁政权的政策是有效的，那么中国台湾和韩国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就在西方迫使其执政者由不那么独裁的政权取代的时候，即已中断了。但是，西方允许独裁政权充分地进行经济发展贯穿了这个时期，西方导致了重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这些变迁为中国台湾和韩国更开放、更具参与性的社会的形成铺平了道路。东亚的教训十分明显。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对于一个发展中社会而言，在实现西方社会所享有的社会政治自由之前首先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功是必要的。 在人权和新闻自由方面，亚洲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这都是西方概念。亚洲人有责任对此做出回应。推测一下，肯定存在包括完全同意和完全拒绝这些概念的人的广泛反应。许多亚洲人感到至少有必要应酬一下西方价值观，这样的事实掩盖了对亚洲反应的理解。比如，虽然他们在以同样的语气讨论日本在二战中的罪恶时具有奇怪的无能，但是许多在明治维新时期还是孩子、坚信日本应该“脱亚入欧”的日本知识分子声称日本遵守西方的人权观。从新德里到马尼拉，仅仅列举了两个城市，就有许多强烈支持这些价值观的信徒。但是，大多数亚洲社会根本就不知道、更不用说理解这些概念。客观事实是面临更多紧迫挑战的亚洲大陆没有时间和精力来讨论这些问题。 虽然我有理由相信大多数亚洲人不会驳斥我的观点，并认为我的看法稀奇古怪，但是为了亚洲的利益，我应该没有伪装地发表我的看法。我现在的希望是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妥协方案，亚洲人和美国人能够作为持有同样正当观点的同辈进行对话。我将斗胆提出引导论证的五项原则。 原则之一：相互尊重。 我要强调的第一个原则是：亚洲人和美国人在人权和新闻自由问题上的所有讨论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我曾经访问过四家美国大报的办公室：《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和《华尔街月报》。在任何一家办公室，如果你斗胆在夜晚外出，并在几百码外迷路，你的生命就处在危险之中。但即便如此，没有编辑或记者支持减少惯犯的公民权利。他们认为，惯犯的危险是拒绝减少自由权利可以接受的代价。这是一种社会选择。 在新加坡，你可以在夜晚从《海峡时报》办公室出发四处游荡，你的生命不会有任何危险。原因之一是惯犯和吸毒者通常被长期羁押，直到他们改过自新为止。虽然安全部门努力确保清白之人不被羁押，但是大多数人拥有城市安全的利益还是被置于少数人正当权利之上。这是另外一种社会选择。我认为两个选择本质上都不高明。就让那些做出这些选择的人承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吧。同样，如果西方人没有通常的嘲笑而接受了这个观点，我就要列举一个禁止出售口香糖的城市，该城市与允许在街道上狂嚼口香糖的城市一样具有同样的道德权利。我们要努力避免一个选择比另一个选择更有道德的自动而自鸣得意的反应。 在这个观点上我不想做冗长的分析，但是西方人接受不同的社会与政治选择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这样的主张，在心理上是困难的。西方已经以一个或另一个形式主导了世界五百年。二战之后，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大多数亚洲社会获得了政治解放。但是，精神的解放过程对于部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一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可以解释在香港回归的五年之前，为什么彭定康提出了中国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香港政治形式。如果一个中国总督到达北爱尔兰并指示其从英国解放出来，将会震撼英国人。但是，英国人并未看到其在香港的所作所为的荒谬之处。像许多西方国家一样，英国人觉得有权利对亚洲指手画脚，颐指气使。 随着东亚越来越富裕，讨论最终将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通过建立一个我们可以相互尊重、相互接触的讨论形式，像我们这样的论坛是能够提前实现这个目标的。 原则之二：经济发展。 西方人权鼓吹者的主要关切是铲除人权的粗暴践踏者，改善发达世界之外的43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我认为，虽然获得了一些像阿基诺革命或昂山素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样的象征性胜利，但是，现在西方发起的“战役”（即使严格执行也难以实现目的）不会对这43亿人民的生活产生任何影响。 只有一种动力有力量“解放”第三世界。经济发展可能是历史建构的最具颠覆性的力量。它动摇了旧有的社会制度，并为更大比例的人民参与社会与政治决策铺平了道路。如果克林顿政府要实现中国更尊重人权的目标，他就应该竭力加速而不是阻碍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 遗憾的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促进人权和民主不同）是困难的。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这会付出直接和间接的重大代价。对第三世界有利的（促进经济发展）在短期内对西方社会而言是痛苦的。比如，欧盟、美国和日本将不得不放弃大规模的农业补贴政策。遗憾而矛盾的是，西方社会的根本特性（存在于政治家关于牺牲的言论中）可能是包括亚洲在内的第三世界社会有效普及民主和人权的最大障碍之一。 原则之四：与现存政府合作。 西方人不要梦想推翻亚洲大多数现有政府。我出席过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处私刑问题的会议，主题是印尼政府的处私刑的行为。这个论坛在肯尼迪行政学院举行，讨论1991年11月发生于帝力（东帝汶首府，译者注）的不幸屠杀事件。在印尼政府的许多左派批评者的帮助下，两个死里逃生的美国记者做了形象直接的演讲，群情为之激愤。一个倒霉的国务院官员不得不解释美国应该继续与苏哈托合作的理由。如果与会者有废黜印尼政府的力量，他们会毫不迟疑地去做，而不会去考虑由此产生的可怕后果。这也是许多人权活动家的态度：驱除所知的问题政府，而不担心随之而来的后果。对于他们本身而言，这样的活动家可能不会带来麻烦。但是，当他们进入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位置时，导致真实损害的能力就会跳跃式地提升。 我呼吁美国在与亚洲国家打交道时要有长远的视角。有些亚洲国家历史悠久，没有一千年，也有五百年。阿基诺总统的经历为那些相信首脑更迭就可以改革一切的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教训。 在发展的现实阶段，亚洲需要能够承诺快速发展经济的政府。幸运的是，亚洲具有许多不同的政治类型，从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越南到军事主导社会的泰国和印尼以及民主社会的韩国、马来西亚等类型应有尽有。所有社会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这些社会应该得到赞许和鼓励（只要他们能够担当其他社会的发展典型）。虽然零星的政治压迫应该加以批评，但是只要其人民的生活正在得到改善，这些政府就不应遭到惩罚。只有像北朝鲜和缅甸这样让其人民痛苦几十年的国家才应加以抨击和反对。 原则之四：建立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准则。 对于一个西方人权活动家来说，应该适度地对非西方社会提出人权要求的主张几乎与一个妇女有些怀孕的看法一样荒谬。在心理态度方面，这样的行动家与过去的宗教改革者是完全不同的。他要求彻底的转型，而不是其他任何方式。这样的狂热者可以带来大规模的破坏。遗憾的是，自从他们占据了西方社会的道德“高地”后，政府或媒体都不敢向这些说教者发起公开挑战。但是，这些人权活动家的一些要求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在光天化日之下看见同性恋权利活动家招摇于大街之上，许多亚洲社会感到震惊。如果举行全民公决，他们中大多数人会压倒性地同意支持死刑和扫黄。 但是，无论亚洲人还是美国人都是人。他们能够建立并遵守最低限度的文明行为准则。比如，不应存在严刑拷打、奴隶制、任意杀戮、夜半之时取人性命、射杀无辜的示威者、未加谨慎审判的监禁等等。应该提倡这些权利不是因为道德的原因。还有合理的功能性原因。精英发生争执、在他们进行和平示威时将其射杀的社会，比如缅甸，将会引起动乱。大多数亚洲社会不希望处于缅甸现在这样自乱阵脚的境地。 原则之五：让自由新闻自由飞翔。 最后，在新闻自由这个困难的问题上，我认为总体上的西方和局部上的美国都不应该在全球充当自称的新闻自由卫道士的角色。如果每个社会决定进行新闻自由，就让他们自己判断这有助于还是有害于其发展。 但是，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美国人，他对自由新闻的优点提出了疑问。即使那些轻视大多数西方记者、将其视为垃圾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认同他的看法。新闻自由的价值被看作是绝对的，不可挑战的。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当他们相信新闻自由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将这个概念塞满并不迷恋它的社会的咽喉。 随着时间的流逝，达尔文定理将决定，具有自由新闻的社会是否会胜过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迄今为止，20世纪的记录显示拥有《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这样自由媒体的社会要胜过拥有《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会。这种动人的标志将继续下去。果真如此，越来越多的社会将会演进到能够彻底实施新闻自由的社会政治体制，在社会间的达尔文竞争法则的影响下，他们相信和希望他们将加入到胜者一方。 但是，还是让这些社会自行决断吧。不必担心对美国媒体的优点依然无知。全球在收缩。随着卫星天线在印尼、印度乡村的扩散，天空同样在收缩。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覆盖范围遍布全球。实际上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国际先驱论坛》和《华尔街月报》。让这些刊物的优点自行体现吧。美国媒体不应求助于美国行政当局或国会的强大力量以出售其媒体的优点。 简而言之，就是和平共处。如果美国人坚信其人权和新闻自由制度可能是全球最理想的制度，那么就让这些制度的优点为自己辩护吧。在观念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社会制度具有优点，那么这个观念就会自由飞翔。反之亦然。现在，为了做出自己的抉择，大多数亚洲人充分了解了这些制度。就让他们安详地选择吧。 波尔布特：道德正确性的悖论 这是柬埔寨历史上的一个奇怪之处：一个700万人口的国家在20世纪产生了一个堪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比肩的恶魔。当越南军队在1978年12月将波尔布特赶下台时，世界在欢呼。但是，当越军决定以侵略和占领军的身份赖着不走时，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道德困境：是否与波尔布特合作，需要谁的帮助以消除越南的占领。大多数柬埔寨和东南亚的人民选择了与波尔布特合作，其理由与丘吉尔选择与斯大林合作反对希特勒的理由是一样的，但是所有的西方媒体谴责了这样的合作。本文试图说明20世纪80年代西方知识界流行的道德正确姿态带来的自相矛盾的严重后果。意味深长的是，当西方知识分子不得不在波斯尼亚和车臣这样的地方直接应付道德复杂性的局面时，这样的道德正确性就消失殆尽了。此外，我对西方领导人不敢陈述本文的观点感到惊讶。 2000年夏，我有机会在时隔26年后访问柬埔寨。这还是一个贫穷的社会，多年战争留下的创伤依旧。但是，重返柬埔寨期间可能是这个国家在30年里最和平和稳定的时期。在经历如此之多的恐怖之后，看到这么多的普通百姓在努力重建他们的家园，真是让人感动不已。 柬埔寨的经历已经没有美妙的故事结尾。云升获得了该国的统治权，随后在1997年中期又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柬埔寨并没有推行民主制度的计划。将红色高棉前领导人推到审判席这个难题继续折磨着柬埔寨。柬埔寨的许多方面遭到了批评，但是对大多数柬埔寨人而言，这个国家2000年并不完美的状况可能是最理想的状况。 所有这些并不会让西方的人权活动家感到满意，他们要解决柬埔寨旧有的问题，并要求这个国家有彻底的变化。在理想的世界里，这或许可行。但是在30年战争和恐怖的背景下，柬埔寨现在不理想的状况简直就是田园诗。不与红色高棉合作以解放柬埔寨的危险的旧有悖论已经被新的悖论所取代：寻求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已经改善了众多柬埔寨人民生活的有缺点的解决方案构成了威胁。 2000年初，人道主义干预是已经成为时髦的术语。但是，索马里和塞拉利昂的例子显示了当国内四分五裂时，外部力量不可能重建一个社会。柬埔寨正在经历脆弱的重建阶段。只有柬埔寨人才能完成这一使命。任何外人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当温斯顿·丘吉尔选择与斯大林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时，英国的生存是利害攸关的重大利益，因此他的所为是可以原谅的。30年后，西方拒绝与波尔布特合作反对越南人，其原因是没有至关重要的西方利益被调用为使如丘吉尔对斯大林的那种灵活关系正当化。在波尔布特的例子上，“他们不应与一个进行过集团屠杀的独裁者会谈”的规则得到严格执行，西方因此谴责任何与波尔布特或者其红色高棉下属的直接接触。柬埔寨人民的悲剧是：在其自身的重大利益没有受到威胁的时候，西方运用这些规则是不会思考柬埔寨的重大利益是否至关重要，或者如果西方愿意就像对待斯大林一样修正其规则，柬埔寨的苦难是否已经得到缓解。 在柬埔寨问题上，这种态度已经给西方（西欧和北美的）决策者带来了巨大困难。他们在柬埔寨问题上形成现实主义解决方案（现实主义解决方案必然包括红色高棉）的尝试，由于其媒体和议会支持排除红色高棉的道德至上政策而遭到批判。好奇的是，这些道德追求同样反对西方任何对红色高棉的军事介入，尤其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干涉，这就不禁让人询问：如果你不能消灭他，又不接纳他们，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和平协议？没有和平协议，你又如何才能终止柬埔寨人民的苦难，并确保其未来的独立国家地位？ 阮基石 就像我们现在接触苏联的档案文件一样，某天同样接触越南档案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证明：越南领导人，尤其阮基石这个有才干的战术家能够充分利用西方的这些看法。在1989年8月的巴黎会议上，他的确这么干了。只要越南强硬领导人掌权，巴黎会议能否已经成功是令人怀疑的。但是，阮基石选择了一个破坏会议的巧妙战术，而西方发现这个战术是很难挑战的：阮基石坚持会议宣言应该谴责红色高棉的政策与行为。因为红色高棉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样的推论确保了会议的失败，而越南依然可以继续控制柬埔寨。 [上一篇] [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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